如果我們把曆史科學同理論科學加以比較，並且根據這個比較來考察曆史科學，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曆史科學對普遍規律不感興趣從而使他們陷入困境。因為在理論科學裏，規律和別的東西一樣是作為有關觀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為進行觀察的觀點。在曆史學中，普遍規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覺地被運用的，因此未能起到這個作用。這個功能必定由別的東西所取代。因為，毫無疑問，沒有觀點就沒有曆史，曆史和自然科學一樣必定是有選擇的，否則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幹的乏味材料所塞滿。按著因果鏈條追溯到遠古是毫無幫助的，因為我們要著手研究的每一個具體結果，都有各種各樣的無數部分原因；這就是說，原始條件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我們不感興趣的。
擺脫這個困難的唯一途徑，我認為就是自覺地把特意選擇的觀點引進自己寫的曆史中去；這就是說，寫我們感興趣的那種曆史。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歪曲事實，並塞進事先設想的觀念框框，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沒有塞進去的事實。恰恰相反，與我們觀點有呆的而又可以獲得的全部證據，都應加以仔細而客觀的考慮（在“科學的客觀性”的意義上，在下節討論）。這隻意味著，對於與我們觀點無關因而我們不感興趣的那些事實，我們就不必多費心思了。
這種選擇的方法起到了曆史研究的作用，這些作用在一些方麵類似於科學中的理論作用。因此，選擇方法之所以常常被當作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這些方法所引出的一些罕見思想，可以作為可檢驗的假說來提出，不論單稱的還是全稱的假說，都完全可以看作科學的假說。但是，這些曆史的“方法”或“觀點”照例是不能被檢驗的。它們是無法反駁的，因而顯著相符也是毫無價值的，即使符合的情況多如天上的星星。既然這種選擇性觀點或曆史興趣中心不能成為可檢驗的假說，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曆史解釋。
曆史決定論錯誤地把這些解釋當作理論，這是它的重大錯誤之一。比方說，把“曆史”解釋為階級鬥爭的曆史，或種族優勢鬥爭的曆史，或各種宗教觀念的曆史，或“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鬥爭的曆史，或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興趣的觀點，而且其本身完全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曆史決定論並不這樣說，它們沒有看到必定有多種多樣的解釋，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議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別富有成果——從某種重要性來看）。反之，他們卻把曆史解釋當作學說或理論，斷言“全部曆史是階級鬥爭的曆史”等等。如果他們確實發現他們的觀點是富有成果的，並且許多事實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釋，他們就錯誤地以為這是他們學說的證實甚至證明。
在另一方麵，古典曆史學家雖然正確地反對這種做法，但他們卻容易犯另一種錯誤。為了客觀，他們認為必須避免采取任何選擇性觀點；但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們往往不自覺地采取了某些觀點。這必然使他們力圖客觀的努力受到挫折，因為一個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觀點，他就不可能對他的觀點采取批判態度並認識其限度。
擺脫這個困境的途徑顯然就是要認識到，采取某個觀點是必然的；坦率他說出這個觀點，並且永遠認識到，這是許多觀點中之一，即使它相當於一個理論，它也不能是可檢驗的。
.關於進步的社會建構學說
為了使我們的考察不那麼抽象，我在這一節裏以極簡略的概述來勾劃一個關於科學和工業的進步的理論。以這種方法，我將舉例說明在最後四節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關於境況邏輯以及避開心理因素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論點。我采用科學和工業的進步作為例子，因為無疑正是這個事件喚起十九世紀近代曆史決定論，而且也因為我在前麵已討論了密爾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觀點。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爾都認為，進步是一個無條件的或絕對的趨勢，它可以回歸為人性規律。孔德寫道：“連續規律盡管由一切可能的權威用曆史觀察的方法來說明，也不應被視為定論，除非它合理地回歸為證實的人性理論……”他相信進步規律（Lawofprogress）可以從人們的一種傾向演繹出來，這種傾向驅使人們不斷完善他們的人性。在所有這些方麵，密爾和孔德一模一樣，他試圖把他們的進步規律回歸為他們所說的“人性的進步”，而人性進步的第一個“推動力……就是希望增進物質上的舒適”。按照孔德和密爾二人的觀點，這個趨勢或類規律（quasi-law）的無條件性或絕對性使我們能夠從它演繹出曆史的最初階段或時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曆史條件或觀察材料和資料。於是，曆史的全過程在原則上就可以如此演繹出來；密爾認為，唯一的困難在於“這個係列如此之長……，每一個接著出現的時期都是為數眾多的各種各樣的部分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計算的。”
密爾這個“回歸法”的弱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我們承認他的前提和推理，也不能推出社會的或曆史的結局是有意義的。進步可以由於某種非人力所能為的自然環境的損害而變得微不足道。除此之外，密爾的前提隻根據“人性”的一個方麵，而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麵，例如健忘或懶惰。因此，隻要我們觀察到任何與密爾所描述的進步恰恰相反的情況，我們都完全可以同樣地把這些觀察“回歸”為“人性”。（的確，最流行的所謂曆史理論的說法之一，不就是把各個帝國的衰亡解釋為懶惰和貪食等性格嗎？）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不能引用“人性”的某些傾向來解釋的事件是極少的。但是，能夠解釋一切的方法可能恰恰有可能什麼也解釋不了。
如果我們用較為站得住的理論來取代這個過於天真的理論，那麼，我們就必須做出兩個重大修改。第一，我們必須力圖發現進步的條件，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就必須力圖想象（比方說）進步被阻止的條件。這就直接導致如下的認識：先是心理傾向不足以解釋進步，因為我們可以發現進步所依賴的條件。第二，我們必須拋棄心理傾向的學說，而采取較好的另一種學說：我建議對進步條件采取建構的（Institutional）和技術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阻止科學和工業的進步呢？關閉或控製實驗研究機構，壓製或控製科學期刊和其他討論手段。製止科學討論會，壓製各個大學和其他學校，壓製書籍報紙文章的發行，並最終壓製言論。所有這些確實可以加以壓製的東西，都是一些社會建構（Sociolinstitutions）。語言是一種社會建構，沒有語言，科學的進步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沒有語言就沒有科學，也沒有不斷成長和進步的傳統。寫作是一種社會建構，印刷和出版組織以及科學方法的其他一切建構性工具（institionalinstruments）都是社會建構。科學，尤其是科學的進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結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因為科學始終需要各個假說之間的競爭和嚴格的檢驗。各個相互競爭的假說又需要由人來代表，比方說，它們需要辯護律師，需要法官，需要公眾。由人來代表的這種情況必定是建構的組織，如果我們希望它確實起作用的話。這些建構必須獲得法律的支持和保護。歸根結底，進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於政治因素，依賴於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構，即有賴於民主。
有趣的是，通常所說的“科學的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各種社會建構，而天真的看法則認為，科學的客觀性在於科學家個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狀態，在於他的修養、細心和超脫的科學精神。這種天真看法是作為懷疑看法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因為懷疑的看法認為科學家是不可能客觀的。根據這個看法，在自然科學中缺乏客觀性的情況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在自然科學裏，科學家的感情不會被激動，但是，由於社會科學涉及社會偏見、階級偏見和個人利益，所以在社會科學裏，缺乏科學的客觀性就至關重大了。由所謂“知識社會學”（見本書第6節和第26節）所詳盡發揮的這種學說，完全無視科學知識的社會性或建構性（Socialorintitutionalcharacter），因為它基於一種天真看法，認為客觀性依賴於科學家個人的心性。它看不見如下事實：自然科學課題的枯燥和超脫並不妨礙偏見和自私對科學家的信念的影響，如果我們真的信賴科學家的超脫精神，那麼，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就成為不可能。“知識社會學”所忽視的，恰恰就是知識的社會學——科學的社會性或公眾性（Publiccharacter）；它不知道科學的主觀交流性（intersubjectivity）以及傳播和討論新觀念的科學機構正是科學客觀性的保證。所有這些也使科學家個人的思想受到某種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