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所以說到行政倫理，就必然考察中國傳統行政倫理。中國的行政倫理思想，源遠流長，內涵深厚而博大。其基本原則是為政以德。從《尚書》中可知，堯、舜、禹，就是以德治天下的，西周統治者也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刑”的思想。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的德治思想才真正趨於成熟，並成為儒家行政倫理的指導原則。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德禮高於刑政。
繼孔子之後，孟子明確提出了“仁政”學說，強調為政者要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優於霸道，因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在他看來，是否實行仁政和王道，關係到政權的興衰存亡。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醜下》）其實，孔孟之道，講的就是仁政與王道。
中國的傳統行政倫理，除了為政以德這個基本原則外，其核心內容是以民為本。儒家把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興衰取決於民心的向背，強調統治者為政需愛護民眾，以民為本。西周初年，周公指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說的是，天意的表述，是通過民意來體現的，孔子繼承和發揚了先人的民本思想，把“愛人”放在為政的首位。明確提出：“古之為政，愛民為大”（《禮記·哀公問政》）。孟子則認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荀子把君民關係比作舟水關係。到了漢朝，賈誼直接提出以民為本的思想，他說：“夫民者，萬世之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新書·大政上》）。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儒家的民本思想與我們當今所說的民主思想和以人為本是有本質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