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又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基礎，一般說來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在這個基本原理之下，也有特殊情況。這個特殊情況是應該認真對待的。
研究曆史，研究政治變遷，永遠脫不開文化和政治的關係。晚清以來的文化演進，正好可以說明這個規律。 彼時，西方列強不斷侵略中國，在經濟上造成衝擊，更在文化層麵深刻改變了這個沒落的封建大國。一大批西方政治、經濟、科學思想類書籍被翻譯到中國。1889年至1893年，上海格致學院舉行特殊考試，題目從時政（鐵路、輪船、電報）到國策（軍事、人才、權力），再到科學研究中的具體問題（金屬性質及導體陰陽極問題等），應有盡有。李鴻章甚至要求考生回答西方測溫、測熱、測電等問題。這完全顛覆了上千年來以四書五經為內容的考試模式。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意味著什麼？《在政治與知識之間——以晚清翻譯出版為中心》這本專著中，作者崔波通過對晚清三千多種翻譯資料的研究，梳理出一條政治與文化關係的脈絡：傳統政治與文化的聯盟—傳統政治權力的缺失—傳統文化權力的缺失—新型文化成為權力—新型政治生成。因此，考題由起承轉合的“八股文”變成物理、化學知識，證明新型文化開始確立，進而將促成新型政治。自然，新型政治還要反作用於文化，文化再作用於政治，二者如同一個人的兩條腿，這條腿邁一步，另一條再邁一步，讓身體能夠向前行進。
崔波在研究晚清翻譯資料時還發現了一個規律：在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1894年甲午戰爭敗北，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後的幾個關節點上，都出現了翻譯的高潮。這說明，逐漸覺悟了的知識分子們，正通過打量對手，了解對手，尋求救國拯民之道，梁啟超曾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列舉了知識分子的心態演變，非常準確地描繪其梯次漸變過程：“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於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足。……第二期，是從製度上感到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夢中著了一個霹靂……所以拿‘維新’做一回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動新製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文化從一開始就明確地在為政治奔走，並最終發生了作用。
回到我們的主題，反腐敗鬥爭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頭等大事，是嚴肅的政治。要搞好這個政治，廉政文化建設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