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德高望重的革命元老陳雲講過，執政黨的黨風問題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
當前，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這種說法能不能成為全黨全民的共識，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官場潛規則正在代替法治：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社會層麵，“關係”和叢林法則被奉為生存之道。個體致富的路徑，也創造了假冒偽劣的噩夢。成功和富有成為單一主流價值，公眾道德潔癖因集體的看客態度和法不責眾心理而退化……
有權的怨平民百姓不講道理、有錢的怨出力掙錢的不講道理、無權無錢的怨有權有錢的不講道理，“仇官”、“仇富”、“仇窮”共生共存，構成了一個龜裂型社會形態。為什麼都認為對方不講道理？為什麼都覺得自己是受損者、受害者、受虐者？從現實的角度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缺乏緩衝地帶，個體權利沒有明確的參照物，也沒有可靠的法製保障，於是每個人都出自本能地尋求個體利益最大化，不配合或者不講道理，就成為討價還價的有效籌碼。
一方麵，人們手裏的錢多了，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麵，國人的怨氣又特別大，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比較普遍的說法是貧富差距造成民怨，這不能說沒有根據。貧富差距到處可見，而且給人的眼球和神經很大刺激。收入的不公平感隨著經濟增長而同樣在加劇。當前內地上下都注意如何緩解貧富差距，把克服不公平看成緩解民怨的一個主要方麵。可是這個結論經不起檢驗。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發怨氣，但也未必，這同時取決於一係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基尼係數比內地還高，但並沒有引起社會不穩或很大民怨。
民怨大的另一個說法是貪汙腐化。政府官員化公為私，錢權交易，引起大眾的怨恨。可從國際比較看，中國遠不是最腐敗的國家，全世界最腐敗的國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就拿我們的近鄰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在“透明國際”的廉潔排行榜中除了馬來西亞，其餘的都不如中國（2009年的數據）。這些國家有沒有民怨，我們不知道，也很難調查。但是從國際上大部分學者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可知，我們的確是問題較多的國家之一。問題不在經濟上，而在社會生活中。
民怨來自何處？我們的直覺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在我們國家，有些人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
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還要主持正義，幫助別人講理。可是現在某些公權在握的官員不大講理，社會陷入了危險。
一係列的事情說明地方政府有時不能主持正義。
這些年，社會上一直流傳著、重複著、花樣翻新著的一個腐敗關鍵詞——腐敗“重災區”，有的稱腐敗“高發區”。
毫無疑問，所謂“重災區”意味著相關的崗位、行業等已經陷入大麵積的泥潭。但簡單搜索一下就可以發現，在不長的幾年裏，公認的腐敗“重災區”實在是太多了。
從職位、部門和崗位上說，安徽省有過18個縣（區）委書記（或離任不久而犯罪事實集中在縣委書記任內的）因賣官受賄被查處，形成了“縣委書記崗位成為腐敗重災區”；房地產領域成為腐敗“重災區”，不用說，“地球人都知道”，比如年初紀檢高層人士就曾表示，地方建設係統中的市一級（包括直轄市），成為腐敗案件的高發區。
法院成為腐敗“重災區”，中介組織成為腐敗“重災區”，政府臨時機構成為腐敗“重災區”……無法一一列舉了。
就是在公務員係統以外，不少行業也陷入了腐敗“重災區”。殯葬業成了腐敗“重災區”，高校成了腐敗“重災區”，照顧“往生”的事和教育“新人”的事都不能免俗。
最令人驚訝和不安的是，新興的政府部門，或者因為國家戰略轉型而職能大規模擴張的部門，也一樣免不了進入“重災區”。當人們還在質疑環保係統何以成了腐敗“重災區”的時候，一些地方的安監局早就如此了。
這麼多“重災區”就隻是說明了“腐敗形勢仍然很嚴峻”？有的社會學家認為，多年來的反腐敗，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殺雞嚇猴的層麵，而對於實質性的反腐敗措施，盡管從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推進，特別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是噤若寒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