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吏治何以不能防止腐敗？其根源在於傳統吏治的倫理前提“性善論”。“性善論”強調“人之初，性本善”，一廂情願地相信帝王“大公無私”的美德，相信君王趨向“仁政”的自覺性，對人性惡質的存在視而不見，從未提出“如果執權柄者怙惡不悛怎麼辦”？這種法治製度不可或缺的前提設問，從未正視官場對人性惡質膨脹的催化作用，使限製大小官員乃至君王惡性滋長的約束機製無從落實，官員腐敗不可能在萌芽狀態中被及時發現和遏製，而隻能在腐敗達到不可收拾的局麵後，實施不得已的懲罰，以安撫沸騰的人怨。
而在我們這裏，還有個“我們的黨員幹部95%以上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的總體評價，這和傳統的“性善論”遙相呼應，放鬆了對官員的監督製約。這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還能說得下去，似乎還能為國人所接受。因為那時共產黨的幹部都經過革命戰火的考驗，心地純潔，沒有受到“當官發財”思想的熏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行為占著主流。而在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和平環境下，情況不同了。
幾年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被處決前說過一句老實話：“假如江西的新聞媒體能夠像美國記者曝光克林頓那樣，敢於報道我的緋聞，我不至於落到死刑的地步。”換言之，不承認“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沒有在整體上將權力集團視為潛在的腐敗力量，從而建立高度靈敏的製度防範，正是貪官煉成的根本條件。中國的吏治製度如不徹底改變，而求從根本上解決“做官發財”傳統支配下的官場腐敗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
陳獨秀對中國文化傳統所塑造的國民心理——“做官發財”是其一端——徹底絕望，故將希望寄托於“倫理之改造”即接受倫理洗禮之新青年：“予於國中之老者壯者，與夫比諸老者壯者之青年，無論屬何社會，隸何黨派，於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懷抱悲觀，即自身亦在詛咒之列。幸有一線光明者，時時微聞無數健全潔白之新青年，自絕望消沉中喚予以興起，用敢作此最後之哀鳴！”
陳獨秀一代啟蒙思想家致力於思想先行的社會改造方案，主張以“民主、科學”徹底改造國民的倫理思維，無疑看到了中國現代性改造最為關鍵的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對傳統政治倫理的徹底改造，拒不接受以現代社會普遍接受的“權力意味著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的政治倫理作為政治製度設計的前提，而繼續以“奉天承運”、“天命所歸”——現代時髦用語即“曆史規律”、“曆史的選擇”——為權力正義性的基礎而實行權力壟斷，那麼，現代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權力製衡的防範體係就永遠不可能建立；而權力壟斷的官場必然是腐敗者發財致富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