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部隊亦有若幹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火拚。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亙古所未有。語雲“一個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拚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遊擊戰來困擾敵人，不象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複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闔閭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卒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戰前，日人視中國軍隊如無物，亦不為無因。
至於中央政府政治、軍事措施的乖謬，更是數之不荊若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則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說起。
老實說，抗戰前乃至抗戰期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具備任何足以與外族作戰的條件。
自北伐完成後，中央政府中，事實上是蔣先生一人當國。
由於他蓄意排除異己，造成由他一人控製的黨政軍係統，因此引致內戰頻仍，兵連禍結。中央當局為政既不以德，則中國真正統一便永遠不能完成，為應付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蔣先生在中央各部門，及其權力能到達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設事。不是用人唯材，勵精圖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來拉攏親蔣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徹底控製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與各項建設，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貫徹的各剩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有過對立或隔閡，姑且不論，即以與中央比較接近的魯、湘二省為例，亦可見一斑。
山東省主席韓複榘，係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行伍出身，僅略識之無，政治觀念的落後更不必言。所以韓氏為一省之長，可說是條件不夠。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鍵，原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為人圓滑，而不能任事，隻因湘省介於粵、桂、黔之間，可作緩衝，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舊，對政治尤屬外行。然韓、何二人皆非中央係統中人，對中央僅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國內有紛爭，他二人的態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對湘、魯兩省的省政甚少幹涉，以致韓、何二人在抗戰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磨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共產黨無法生根。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隻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作點建設事業。所謂“積跬步可以致千裏”，隻要有意前進，速度雖慢，猶勝於一曝十寒。
反看對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豫、鄂、皖、贛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國十八年到抗戰開始，七年之間竟五易主席（計有夏鬥寅、何成#F、楊永泰、張群、黃紹竑）。湖北可說是我國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輻輳，物產豐饒。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鬥寅外，都可說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為蔣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汙成風，建設毫無，軍隊雲集，而紅軍仍肆意流竄，成為國內最糟省份之一。抗戰以前，鄂東、鄂北是武漢兩道門戶，甚至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其他建設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