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曆史發展觀而言，吾輩自受教育之日起，頗受唯物史觀熏陶，加之“大公無私”之喧囂和唾棄“異己私利”之教訓。故對於世間現象和問題的看法與認識，基本都是“非黑即白”、“唯我獨尊”。昔日，吾於殘紙破書之中，偶或覓得一二段故事，對於裏麵隨處可見得古代中國社會之生命輪回、君權神授和佛道德行等等，均深感難解，卻又總有一種子虛卯有、曼妙飄忽的覺悟。八十年代的十年，於博讀泛思、茫然獨行之間，其實有意無意之中就是在對比、理弄和感概著上述的自我之身心感受而已。
1992年3月20日周五
考試過後，難得在樓下平房裏靜坐，故寫得東西也甚少了！
距上次筆記間，一直在讀蔡東藩《宋史通俗演義》和吳澤《中國曆史大係：古代史、殷代奴隸製社會史》以及小讀物《五代十國》。
自夏商周立國之初，到曆代王朝帝國，尤其在中國大地漢人當政之形跡，可謂均是“智巧”、“勇勢”之交搏，其中離奇古怪、五花八門、陰陽交錯、腥風血雨等伎倆才幹，無不登峰造極。而今中國的青中年，因解放後文化藝術被專橫獨斷所禁錮，對於曆史，尤其是社會政治性曆史資料，能夠了解和掌握得極其有限；即便是用心學習者，也是用一種偏頗的眼光來審視，一般不容易進行客觀性思辨。馬列主義雖然難以割舍地與中國民眾思想、語言和行為之聯係，且相互滲透並融合著，但其能夠融合多久，能夠融合多深，則已經都是個問題了。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民族精神和立國為人之綱常，有其“基因”性的遺傳因素和物質條件，任何社會的科學性研究和理論，都不能拋開這種民族性基礎，而在這裏那兒妄談社會形製、人的思想精神和行為外貌。也就是說，中國真正的未來，如果不是民族文明自然性的發展和進步，那必將走向一條民族精神悲劇化的滅亡行程。縱觀世界，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像東方中國一樣，有如此古老、長久而坎坷的新舊文明成長軌跡，即在高度智能、稚幼心態以及生活極端窮富的跌宕矛盾中，卻又持續交織地前行過。隻要“詩、書、禮、易、春秋”之典籍存在人間，華夏文明之精神和實踐者必將不乏見到，並不斷湧現。因為，社會存在的“道”、“德”上的真理，非為馬列主義才發現，而是亙古即有，僅是每一時代的“聖賢”、“智人”或其領袖們給予描述、表達出來的文字符號及其排列組合上有所差異和不同。但是，其思想內容，尤其在時代社會效果和價值意義上，是完全一樣的。
在中國宗族、祖宗或言宗教文化中，有一種不言為“明”而言則並“不明”的教條和思辨。社會進步到今天，再宣揚類似“大智若愚”、“狡黠詭辯”的理念，有百害而無一益。世界上任何政治、文化、科學性的知識理論，其哲學意義上的本則或言真理性，是可以理喻的，也是能夠達到“知之”境界的。但是，隻要社會尚且存在時間、空間上的真實性差距，任何社會都難以達到所謂“大一統”為完美的理想境地。世界的“美”之所以被人世間推崇並渴望著，就因為有差距、有對比、有不同的存在。懂得並認知這裏麵的道理，對於矯正一種因個性偏狹而帶來的群體性錯誤觀念，不僅是大有裨益，而且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和關鍵。
1992年4月10日周五
近讀蔡東藩《明史演義》，間閱《毛姆傳》，從中對比東西方社會的差距和共性東西。思考之中，難以擺脫吳澤先生所說，中國社會的今天，源於自古土地為君王所擁有，社會中從來未有真正的自由貿易和私有之製；中國科技不發展，源於重文輕利的教育以及沒有擁有自我財產上的自覺。若由此思路推演，仿佛西方的今天乃是中國的明天。如此論斷能否成為事實？其是否合乎社會進步的規律性？對此，吾雖懷疑之，但就眼下政體，無論中外古今，似乎未曾有過，其貌似穩中有進，而實質危機四伏。群龍無首，民眾盲隨，似乎同仇敵愾之相，卻非萬眾一心之質。西方此狀，有土地財產自恃，尚可無恐；而中土失衡，群起爭利，無恃亦無恐。唯明確新社會發展理念，拋卻小團體和一己之私利，才有可能的光明之未來。
（2014年10月11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