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天生就是一個巴黎人，卡帕就是其中之一。他有世俗的經驗，他長得很帥，他疲憊無力，在需要時髦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很時髦的人……（卡帕）也許會出生在巴士底一帶，或者出生在16世紀城區的豪宅裏。”
歐文·肖《時尚》，1982年4月號
結果證明，巴黎跟柏林一樣殘酷。最開始，安德雷連吃飯都得費很大的勁。有好幾個月裏，他從一間破舊旅館流落到另一間破爛旅館，往往是在旅館經理逼迫他交房租之前逃走。他幹不同的零活，找到幾個法郎就喝得大醉。到1934年冬季為止，他一直都是拉丁區一家當鋪的常客。為了活命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他寧願把自己最值得驕傲的財產當掉——萊卡相機。“安德雷大部分時間都掛著這麼一件東西，上麵有一隻鏡頭，一個按鈕，就這麼來往於當鋪之間。”這是約翰·赫謝說的，“這台相機如果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在弗裏德曼的手裏，那就有三個星期時間抵押在當鋪。”
到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當，也沒有錢購買食物的時候，安德雷就到塞納河裏去釣魚找晚餐，但他的運氣總不是那麼好。有時候，他會去找母親的表妹謝琳·費舍爾，她跟丈夫貝拉和6歲的女兒蘇茜住在梅德蘭附近的一個破舊的公寓裏。他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一碗湯，他甚至還可以利用蘇茜的父親那位執著的業餘攝影者存放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儲藏室裏的放大機。蘇茜到今天都還記得安德雷去她家的情景，因為他總記得給她帶件小禮物，而且經常跟她一起玩。最後，她成了安德雷最信任的幾個人之一。“班迪總有一股領袖氣息，”她說，“從我記得他的時候起，也就是3歲去布達佩斯的時候起，班迪就是那種你無法不理會的人。你可以不喜歡他，你也可以喜歡他，你可以崇拜他，但你不會對他無所謂。”
在左岸一帶的小吃店裏，安德雷和其他一起逃難來的人搭好了自己真正的窩，隻不過是一些比床鋪稍大一點的地方。安德雷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是蒙馬納斯的穹頂餐館，安娜·寧就是在那個地方向亨利·米勒說出愛的悄悄話的。就是在穹頂餐館，安德雷與一位波蘭猶太人大衛·契姆·塞穆爾交上了朋友的，是在1934年初。塞穆爾不愛出聲，麵孔嚴肅，帶著鏡片很厚的眼鏡，他是一位極聰明的知識分子，當時為共產黨人辦的《問候》周刊工作，後來成為安德雷差不多最親密的朋友。塞穆爾1911年11月20日出生在華沙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意第緒語出版商家庭，他最初準備當一名演奏會上的鋼琴家的，但後來在萊比錫的大學發現了圖形藝術，之後就一邊在巴黎大學學物理，一邊練習攝影術。
有一天，在穹頂餐館，塞穆爾將安德雷介紹給另一位也在巴黎工作的攝影師，叫亨利·卡迪埃-布萊森。布萊森是諾曼人，富家子弟，他的家族擁有法國最成功的紡織業務法國攝影師讓·拉古杜爾寫道：“這位小個子的波蘭難民一舉而在那個十年當中對於圖像藝術最富對照意義的追求者之間建立起聯盟來，這就是運動與結構，自然與文化。這樣的夥伴關係本來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就如同急流與岩石。”（讓·拉古杜爾：《卡帕簡介》，巴黎，萬神殿圖片資料館，1988年。）。卡迪埃-布萊森在巴黎附近的香特魯長大，是一位藝術品經營商的兒子，他母親是夏洛特·科戴的嫡傳後嗣，而科戴就是因為刺殺著名的革命家讓-保爾·馬拉而被判處極刑的。他上高等私立學校，之後去劍橋學習一年，並在歐洲、墨西哥和非洲各地進行廣泛旅行。他已經在西班牙和墨西哥舉辦過自己的攝影展。
在卡迪埃-布萊森的眼裏，安德雷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形象，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態度，而且是一位極出色的浪漫“玩家”，但他並不是一位有著傑出知識的攝影師。他回憶說：“見到（安德雷和塞穆爾）之前，我更多時間是跟作家和畫家們生活在一起的……（安德雷）主要不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他是個冒險家，有很強烈的生命感。但是，攝影並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他隻能夠拿攝影說事兒，那是他全部的人格。塞穆爾是位哲學家，是一位棋手，雖然不是一位很有宗教情懷的人，但是，他的內心裏總是一位猶太人，總背負著這樣的心理負擔，拿它當作一種悲情。”
在這三個人當中，安德雷和塞穆爾才是真正的“夥伴”，他們兩人關係特別密切，這是由他們的東歐情結形成的，也是他們兩個人都體驗過反閃主義運動的結果。歐洲猶太人文化的命運已經寫在巴黎的牆上，正如在柏林和布達佩斯一樣：法西斯分子貼出的反猶太人的競選招貼，毀壞了地鐵車站和其他公共場所的麵容。作為攝影家，三個人很快都紀錄下了法國出現的社會和產業衝突，因為在整個30年代中期，法國一直都是從一場政治危機走向另一場政治危機。尤金·韋勃有一本極有見地的著作，名為《空虛年代：1930年代的法國》。在這本書裏，三個人的照片共同描繪了窮途末日的第三共和國時期的絢爛的圖景。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和有政治意圖的攝影家集團，很快加入這個團體的另一個難民是彼埃爾·加斯曼，是一位德國攝影家和衝印工加斯曼雖然跟那個世紀很多偉大的攝影家工作過，但是，他的起居室裏卻隻裱有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顯示安德雷在1952年露出的燦爛微笑，僅在他去世兩年前。今天，加斯曼是巴黎著名的衝印實驗室皮卡托的老板。。“從見到（安德雷）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去世，他總是一個讓人無限開心的人，總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人，一個對生活絕對熱情的人，尤其是在食物、酒和女人的事情上麵。他是一個憑直覺行事的人，是天生的攝影家。他希望把人們從沒有見過的東西拿出來看。他希望讓人震驚，讓人驚訝不已”。他很快開始在他家的一個坐浴盆裏開始為塞穆爾、安德雷和卡迪埃-布萊森衝洗照片了。
安德雷交上了這些新朋友，不久之後，西蒙·古特曼就到了巴黎，他通過匈牙利社區的熟人找來了安德雷，然後給了他一份工作：為一家瑞士人壽保險公司的宣傳冊子拍攝名人照。為其中一幅照片，他必須找到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然後在當地一家公園找地方擺姿勢拍照。
安德雷知道去哪裏尋找可能出現的候選人：左岸的餐館，就是過去幾個月裏他一直在那裏用找來的幾個生丁換酒喝的地方，也是他籌劃著如何掙到足夠多的錢、好把自己抵押在當鋪裏的萊卡相機贖回來的地方。一天下午，他遇到了露絲·切爾夫，那是一位讓人發暈的瑞士難民。她記得他們談起話來，安德雷請她在蒙巴納斯的一個公園裏擺姿勢。“（他）看上去像個流浪者。他說他在找模特兒。我同意拍照片，但一個人跟他單獨在一起我倒有些擔心，因此決定帶上一個朋友。”
她跟自己的一個室友格爾達·波霍裏耶一起到了公園。格爾達是一個五英尺高的紅發美女，精神很好，頭發剪成男式的，閃爍的綠眼睛極有神，結果很快改變了安德雷一生的行動軌跡。跟切爾夫一樣，她也發現安德雷粗俗無禮，但是，也很有領袖氣質，人長得很帥。格爾達1911年8月1日出生，是斯圖加特的書香門第，她也是為了逃避法西斯而來到巴黎的。在魏瑪共和國最後的年代裏，她上過一個商業學校，學會了一些秘書工作，她穿高跟鞋上課，也訂了婚，結果讓她富有的姨媽很是生氣，因為她竟然準備嫁給一個老於世故的35歲的棉花商漢斯·博特。訂婚後才幾個星期，格爾達就愛上了一位俄羅斯的醫學院學生喬治·凱維特基茨，這個學生介紹她理解布爾什維克思想。
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格爾達已經成為反納粹組織的積極成員，她發過反納粹傳單，還在夜裏張貼左派宣言。在致朋友的一封信裏，她甚至還想到了被納粹折磨至死的情景。1933年3月19日，納粹懷疑她參加了針對希特勒的一項陰謀，並因此而逮捕她。搜查她的臥室後，他們找到了她給男友喬治的一封信，信裏提到了革命戰爭的事情。她想辦法說服訊問者，說自己隻是一個愚蠢的年輕婦女，根本沒有任何政治信念，並於8月拿著波蘭護照越境到達法國，一路來到巴黎，結果在這裏得到多個組織的幫助，這些組織為政治避難者提供食物和棲身地。露絲·切爾夫曾為這樣的一個組織工作過，兩個人共用一個公寓。公寓供暖條件極差，到了冬季的下午，她們隻好卷縮在一起才能保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