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馬哈海灘是一場噩夢。哪怕現在（三十年後），回想1944年6月6日發生在那裏的事情，仍然會讓人痛苦。我曾多次返回原地，悼念死在那個海灘上的勇敢的人們。永遠也不應該忘記他們。也不應該忘記打了勝仗後活下來的那些人。當天踏上奧馬哈海灘的任何人都是英雄，哪怕他們隻盡了自己最微薄的力量。”
奧馬爾·布拉德利上將
1944年4月初，卡帕回到英國。誰知道接到再次返回戰場的命令還需要等待多長時間？幾個星期？也許一個月？這期間，他決心好好享受一下，哪怕隻是為了忘記意大利的恐怖回憶也好。他在附近的街道和公園裏散步時，他發現身邊有很多美國軍官和盟軍的其他軍事人員。在地鐵裏，人們都很緊張。將有大事發生。倫敦出現了“登陸熱”。有酒就喝，有勾引的機會就勾引，有好吃的東西就快去吃。卡帕跟紅姑娘過了幾天，一邊喝她的酒，一邊跟她做愛。
如果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再次見到情人，那就沒有什麼比這更容易使做愛讓人激動的了。“在地鐵裏，一個女人隻需要看你兩眼，你就明白自己有好事了。”沃倫·特拉邦特回憶說。他曾在美軍反間諜處工作，後來在巴黎與卡帕成為朋友。黃昏時分和天黑之後的海德公園及格林公園讓許多無經驗的青年軍官們深感震驚。一位去過卡帕也去過的那些街道的加拿大青年說，那些地方聽起來就像性交戰場。
共有175000人見過盟軍登陸日的行動，其中，卡帕是少數自願參加的人之一。他有兩個選擇，可以跟作戰部隊的機關人員一起去，也可以隨第一波攻擊部隊登陸，但是，卡帕把賭注押在了後者上。他知道自己選擇了風險最大，但也是到目前為止他的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訪活動，因此也很快就發現與紅姑娘的性交並不足以使他淡忘與死神擺下的賭局。他的很多記者朋友，包括恩裏·皮爾已經開始需要喝酒才能入睡了。“恐懼的陰影揮之不去，”皮爾寫道，“它讓人心裏感覺沉甸甸的，好像掛著擔當不起的重負一樣。”卡帕沒有靠喝酒幫助睡眠，他選擇了玩撲克。
五月初，海德公園七葉樹的開花期已經過了，此時，卡帕大把大把輸錢給一批相當厲害的美國作家和電影製片人。隻要有條件，他就不跟不屑為伍的耍花招的人賭博，他喜歡認真的玩家，這些人唬人的時候也有說服力，每有同花大順和對子牌，都情願得到機智的應答出牌。當年春天，他的對手都是像歐文·肖、普利策獎得主戲劇家威廉·沙拉揚和好萊塢導演喬治·史迪文森及歐文·萊斯，這些人都屬於美國陸軍通訊部隊的一個分支，專門製作宣傳片。
“登陸日之前的倫敦，對卡帕而言是一段時期的狂歡，”肖寫道，“對於這種消譴活動，卡帕有相當成熟的品味。如果不去酒吧大喝一番，那他一定在組織撲克狂賭活動，賭博期間，德國空軍幾乎夜夜狂轟，因此，下賭之前或走下賭桌時猶猶豫豫，那都會看作是相當不明智的行為，不管爆炸發生的地點是哪裏，也不管防空火炮的聲音多麼震耳欲聾。”在卡帕的賭桌上玩過牌的所有人，都會很親切地回憶起紅姑娘，覺得她是相當不錯的女主人。如果有距離特別近的轟炸發生，她會甜甜一笑，眼裏閃出一道光芒，之後會兌上好幾份雞尾酒給大家喝。
沙拉揚很會嚇唬別人，但這讓史迪文森不高興，因為看來他並不在乎到底是輸還是贏。史迪文森是上校，他的軍銜最高，牌也打得最好——“麵無表情，鐵青發冷”。沙拉揚是二等兵，跟肖一樣不喜歡部隊的生活，“牌打得很臭，為人粗野，很冒失”，他後來描述卡帕是“主營賭博，業餘攝影，而攝影卻不是他喜歡的事情。”卡帕從不退出，無論賭注到達多高，而且，如果有沙拉揚在場，他從來都沒有贏過。“我一直在估計他的費用開支，”沙拉揚回憶說，“總共算起來，花掉的錢足以開一家小型電影製片廠的。”
“如果卡帕是靠戰爭賺到錢的，那麼，撲克遊戲就可以確保，戰爭一旦結束，他就不能夠當有錢人了。”肖回憶說，“他並不拿輸錢往心裏去。如果手裏有一對牌，結果碰上三張相同的牌或者四張順，他說得最多的也不過是：‘Jenesuispasheureux（真不走運）’。”這是歌劇《佩雷阿斯與梅利桑》中他最喜歡的一句話，他在別的更危險的場合也說過。
到5月中旬，倫敦最好的酒吧和餐館都擠滿了美軍高級軍官和神經越來越緊張的記者，其中就有斯利姆·阿倫斯、恩裏·皮爾和喬治·羅傑，他們從意大利趕回來迎接登陸日的到來。有一天晚上，卡帕發現恩內斯特·海明威也在多切斯特旅館的酒吧裏，兩個人在城裏一直玩到了快天亮。一開始，他都沒有認出“老爹”來，濃密的胡須都蓋住兩邊的鬢腳了。第二天，他告訴海明威的兄弟萊切斯特說，“老爹碰到麻煩了。”“那可惡的胡子嚇跑了所有的姑娘。”
5月22日，所有拿到報道登陸行動許可證的記者齊集倫敦中心一個軍人俱樂部的會堂。負責登陸行動的盟軍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爾上將走上講壇。“伊克”說，卡帕和他的同事事實上是軍方的一支部隊，對於贏得戰爭勝利是必不可少的。“我得到報紙的情報，說一項軍事行動即將展開，”他補充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如果我們的人民掌握了最好的消息，那我們的國家就會打出最好的效果來。你們將獲準報道任何可能報道的內容，當然，也要符合軍事安全方麵的要求。我永遠也不會跟大家講虛假的內容……我對未來的結果不存一點疑慮，但是，對於這項重任的艱巨程度，我也絕不存任何幻想……那不光是一籃子玫瑰。”
5月24日，卡帕舉辦了一次大型晚會。他明白，這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晚會了。在客人們看來，包括約翰·莫裏斯和其他的牌友在內，在新聞團裏稍有分量的人都請到了，包括恩內斯特·海明威，他現在是替《柯利爾》雜誌報道。萊切斯特·海明威也跟大家一樣留下深刻印象，他發現卡帕搞到了大量黑市酒，好讓大家狂喝一番，以消除戰前驚慌。“卡帕是組織能手，也會搞東西，更會讓人人放開喝。”混酒用的巨罐放在房間的中央，“那是從一個原子能研究實驗室裏借來的10加侖的玻璃罐，酒上麵浮滿了剛剛摘下來的桃子。”到早晨三點，酒終於喝光了，人們開始陸續散去。
四點剛過，恩內斯特·海明威就跟一位彼德·多勒醫生離開了，他主動提出送海明威回多切斯特。約七點鍾，卡帕喚醒萊切斯特。“老爹今天早晨離開後出了車禍。”“傷得很重嗎？”萊切斯特問。“不是很重，割破了。就在附近的醫院裏。”他們趕往萊茨布裏奇的聖喬治醫院。恩內斯特躺在床上，打著繃帶，“就好像一道光環圍在他的頭上”。他的頭皮撞破了，有很深的傷口。“怎麼回事？”萊切斯特問。“撞到街上的水箱了，”他兄弟回答說，“（多勒的）腿傷得很厲害。我算是走運的。”老爹要去縫頭皮了，離開之前，卡帕給紅姑娘照了一張相，是她耍瘋的樣子。她把這位深受眾人尊重的作家的病號服掀起來，露出了純白的屁股。這張照片並沒有登上《生活》雜誌，但是，海明威頭纏繃帶的照片倒是登上去了此前，一名記者曾來過醫院，有人告訴他說，海明威已經死掉了。在意大利，《星條旗報》刊載了一份報道，說倫敦實行燈火管製以後，海明威在一次車禍中喪生。那次撞車事件並不是致命的，但是，他的頭部還是受了很重的傷，這可能是他1960年最終發生精神崩潰的原因之一。1960年，海明威抓起一杆鑲銀的12標理查遜式雙筒散彈獵槍，把自己的腦漿都打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