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將人們團結在周圍，鼓勵他們，給他們以教誨，有時候給他們吃的，穿的。他們的工作透出一股特別的技藝品質——然而，卡帕本人看起來卻是一個放蕩不羈的人，一個哈哈大笑的人，一個總抱著酒瓶的人。”
蓋爾·伊爾頓·梅約《迷亂的馬賽克》
卡帕朝屋子裏掃一眼，這裏擠滿了模特、女演員和上東區上流社會的社交女，她們將在格林威治村夜總會的咖啡會上露麵。有一位婦女在卡帕看起來很特別：珍米·哈蒙德。“她是高個子，淺黑皮膚，有很漂亮的大眼睛，還有直直的漂亮鼻子，是我一向很羨慕的那種女人。”約齊法·斯圖亞特回憶說，當時，她是珍米的鄰居，也是珍米的知己。“她極上相，曾想去好萊塢當電影明星，但她不善表演。”
哈蒙德是個極不錯的人，極易相處，大量飲酒，有頭腦，善於言談，已經跟唱片製作人約翰·哈蒙德離婚哈蒙德已經是音樂界的傳奇人物，他後來發現了包勃·迪蘭、布魯斯·斯普斯迪姆和其他許多音樂天才。。她後來成為卡帕一輩子最嚴肅認真的女友。她與他一見鍾情，但遺憾的是，他後來有很長時間無法再去看她，因為他第二天早晨就必須回到歐洲：他要回巴黎處理很緊急的事情。
如果想在世界範圍的報道中與其他通訊社競爭，梅格納姆急需招募員工。因此，從1949年直到去世，卡帕招募了許多攝影家。很多招來的人後來都憑自己的實力出類拔萃，許多人到現在都還是梅格納姆的成員：伊芙·阿諾爾德、艾略特·厄爾威特、伯特·格林、英格·莫拉斯和馬克·裏布德。
卡帕最先招募的人是沃納·比斯柯夫，他是瑞士攝影家，他1946年拍攝的一組反映歐洲難民兒童悲慘生活的照片讓卡帕留下深刻印象。他之所以加入梅格納姆，一部分是因為卡帕和契姆的政治觀點，還有他們參與西班牙內戰的經曆。雖然卡帕隻比他長三歲，但是，從一開始，比斯柯夫就拿卡帕看作父親輩的人物。多年以來，卡帕一直鼓勵他，雖然同時要為主流雜誌工作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但還是要憑自己的直覺追求藝術目標，雖然這麼做是很讓人難受的。最後，因為梅格納姆無法像《生活》雜誌那樣提供足夠多的經濟支持，也因為不能夠作為攝影家得到發展，他埋怨卡帕，並離開了梅格納姆。但是，他一直對這個機構保持忠誠。父親與有反叛情緒的兒子注定會在彼此相見的頭幾天就鬧崩。
奧地利出生的英格·莫拉斯是1949年7月來到巴黎的，她乘出租車從東站直接到達聖昂內大街富布熱路125號的一棟公寓樓，那就是梅格納姆的辦公地點，現在還在那裏。一架電梯上寫著這樣的標記：“本電梯隻上不下”。進了辦公室以後，她發現那裏“看上去像是帶有廚房、浴室和臥室的公寓。隻有很大的外間才有一絲辦公室的氣息。這裏有很長的一個編輯桌子，一部電話，有很長的電話線，便於在房間裏四處拖動。還有幾個文件櫃，一個沙發，沒有錢的時候我常在那個沙發上睡覺——除開沒有被單和墊單，而且每天來做清潔的守門人很早就進來以外，那個地方睡起來很是方便。”
當天晚上，她在聖熱曼德普裏斯與卡帕一起吃晚飯，之後在焰火不斷的天空下，在狹窄的街道上跳華爾茲舞。當時是巴士底日。莫拉斯說，卡帕很快就庇護她，讓她去幫助卡迪埃-布萊森，還為她挑了一些時髦的衣服。卡迪埃-布萊森是她見過的工作“最快的”攝影家。她學會了跟他一樣把自己弄得不太顯眼，總穿著平淡的外套，總在心裏想著自己喜歡的照片。他告訴她把照片倒過來看，這樣可以“判斷構圖”效果。
她為梅格納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西班牙。“我跟這群人一起在馬德裏，”她回憶說，“遇到了設計師巴倫西亞加。我覺得他喜歡我，因為我做的是這種比較冒險的工作，他給了我幾套衣服，到處都是口袋，可以裝相機和膠卷。都是極漂亮的衣服——我到今天還有一套！無論如何，我回到巴黎，對卡帕說，‘請你帶我出去吃晚飯。’我就穿著那種衣服，他看了說，‘我的天，瞧你的樣子！’自那以後，巴倫西亞加在很長時間一直為我提供衣服。”
卡帕請自己新招募的人喝酒用餐，用希望滋補他們，為他們找到理想的活路，讓他們為梅格納姆所做的工作看起來是攝影業最有哄動性的。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都是一位讓人靈感不斷的大師，他所有的招募人員到今天都還能親切地回憶起他的事跡。“他在花費自己的時間上非常慷慨，”莫拉斯說，“如果他手頭上有錢，花起來也毫不吝嗇。他在人的事情上最有本事，總能夠讓人發揮自己最大的長處，這方麵的本事，他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強的。”
英格·莫拉斯到巴黎的時候，同期還有卡帕新招來的一批人當中最有魅力，也許還是最有創意的人之一：恩斯特·哈斯。梅格納姆以前的資料員英格·邦迪描述他“身材細長，走路輕聲輕氣，一堆亂蓬蓬的頭發如同中國風景畫中的瀑布”。哈斯也是1949年7月到梅格納姆的，《奧特》的編輯沃倫·特拉邦特介紹他認識卡帕，因此而拒絕了《生活》雜誌的邀請。卡帕使他確信，梅格納姆能提供他想要的東西——藝術自由。加入梅格納姆之後，他跟卡帕吃午餐。“他慶祝我前來當‘股東’，”他回憶說。但是，“股東”是什麼意思呢？卡帕解釋說，“這意思是指，你的錢在梅格納姆，而梅格納姆是一家非盈利公司，你再也看不到你自己的錢了。”
哈斯對卡帕有特別的感知力，他注意到，梅格納姆的這位創辦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探求創立“戰爭詩歌——一首悲劇詩”。他“認為自己反藝術，反宗教，反詩歌，情緒化，但是，正是他自己的手真正透露出他的懷疑的。這雙手溫情，有女性氣質，是他全部外表、聲音等等的反麵……卡帕希望純粹地說明‘我在場’，他希望在沒有任何組織工作的情況下做到這樣，這樣你才會真正地感覺到正在發生的現實。如果你剛剛隨同降落傘一起跳下去，那你實際也不可能組織什麼。那就是一種感覺，他創造了這樣的感覺”。
將哈斯招募進梅格納姆不久，卡帕極感需要一次休息，因此就朝南方去，到了他最喜歡的一處夏季休閑處——柯特達述亞，他的許多朋友，比如歐文·肖和彼德·維特爾，每年都在那裏租別墅和海邊房舍過幾個月。他上次到法國這個富人度假區來是1948年7月，是剛剛從以色列回法國不久。如果不在當地賭場，他就花幾天時間為帕布羅·畢加索和他一歲大的兒子克洛德以及克洛德的母親弗朗索娃·吉洛拍照。他有一張照片顯示畢加索舉著一把海邊遮陽傘為極漂亮的吉洛遮陽，現在，這張半身照成為這對情侶的經典形象。
當年夏天，卡帕跟亨利·馬蒂斯一起過了幾天，是在馬蒂斯的尼斯之家，這個家裏掛滿了巨幅壁畫，後來都拿去裝飾了當地一個教堂。馬蒂斯當時79歲，極胖，一臉白胡子，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床上躺著，身邊就是他最喜愛的一隻貓。他有嚴重的關節炎。關節炎使他的手指殘廢，卡帕為他拍了一張照片，是他用一根竹竿綁上炭素鉛筆畫構圖的情景，這個方法使他的手較少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