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撥打了110，我想。
巡警將我們四個人帶進了派出所。這個派出所和我上次走進的那個派出所不是一家。盜竊團夥的勢力範圍很廣闊，涵蓋了好幾個派出所的管轄區域。
蟋蟀先被警察帶走了，我和北京猿人、大學生則在留置室裏等待著詢問。北京猿人趁看守的警察不留意，悄悄地豎起了兩個指頭。兩個指頭代表著，等到我們接受警察詢問的時候，就按照第二套說辭。這些說辭裏包括：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做什麼工作、剛才在一起的時候都說了些什麼話等。為了應對警察的審訊，盜竊團夥裏早就有了好幾套八麵玲瓏的說辭。第一套說辭是我們都在郊外的一家工廠打工，郊外確實就有這樣一家工廠，連經理的名字年齡我們都了如指掌；第二套說辭是我們剛剛在某某飯店吃飯認識的，某某飯店在什麼位置、飯菜的價格，我們也一清二楚。還有第三套，第四套……如果小偷小分隊被抓獲，隻要負責人審時度勢，暗示大家按照哪套說辭，大家就都有了應對之策。
我是最後一個接受詢問的，北京猿人和大學生被叫走後，再沒有回來，不知道他們被放走了，還是被看押在另外的房間。
我走進指定的房間，看到房間空空蕩蕩，靠牆的地方擺著兩張簡陋的木頭桌子，桌子後坐著兩名警察，年輕的一位埋頭書寫，年長的一位看著我，他的眼神像鷹一樣尖銳。
年長的那位問過了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碼等情況後，突然話鋒一轉：“你做小偷幾年了？”
我擺著手說：“我沒有做過小偷。”
“沒有做過小偷，怎麼和小偷在一起？”
我向他說起了自己這些天的經曆，說起了自己如何打入盜竊團夥，如何和各種各樣凶惡的盜竊分子周旋，他不相信，他說臨近春節，報社早就放假了。
我說出了那個派出所的電話號碼，還說了那名警官的名字，我說我的情況他全部知道。我還說起了我工作的報社的名字，還有報社的值班電話、報社領導的名字。我說我的情況他也知道。每次我出門暗訪的時候，報社隻有極少數幾個相關領導知道我去了哪裏、去幹什麼。
年輕的警察出去了，年長的警察留下來和我聊天，他問我都暗訪過一些什麼，暗訪過的那些行業內都有些什麼秘密。我說起了我以前暗訪的一些經曆，說了職業乞丐裏的金字塔結構，說了職業賣血者的無奈和無助，說了鍵盤手和酒托的無恥與秘密……他不動聲色地聽著，偶爾拿起筆在紙片上劃一下。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年輕的警察進來了，他悄聲向年長的警察說著什麼，我看到年長警察的眉毛輕輕地跳動了一下，點點頭。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得到了驗證。
那天，在派出所裏，我還與蟋蟀單獨交談過。蟋蟀的經曆讓我震驚不已。
半年前的夏天，北方一個炎熱的午後，知了在樹葉裏長聲嘶叫，野狗躲在屋簷下吐著舌頭。初二學生蟋蟀和一名同班男生翻越校園的圍牆，來到了集市上。
農村的集市，十天才有一次。他們像飛出籠子的鳥雀，在短短的街道上，從這頭轉到那頭，又從那頭轉到這頭，目光瀏覽著有限的商品。後來，他們停在了一個賣棗沫糊的老頭兒跟前，老頭兒的棗沫糊放在一個巨大的葫蘆裏。
那時候，集市已經快要散了，他們問老頭兒：“還有沒有棗沫糊？”老頭兒說：“有啊。”他們搖晃著葫蘆說：“這才有多少啊？能夠我們喝嗎？”老頭兒是個倔脾氣，他說：“你們喝完了，我一分錢不要；你們喝不完，喝多少碗算多少碗的錢，一碗五毛。”
他們提起葫蘆掂量掂量，感覺沒有多少，就放心大膽地坐下來，讓老頭兒把棗沫糊倒在瓷碗裏。老頭兒盛一碗，他們喝一碗，轉眼間每人已經喝了四碗。蟋蟀站起來搖搖葫蘆，感覺到裏麵的棗沫糊並沒有少多少。他的手伸進口袋裏，口袋裏隻有兩元錢。他悄悄地問那個同學，那個同學說他隻有一元錢。
怎麼辦？到了現在，就是把毛驢吆到了半坡，能上去要上，不能上去也要上。坐下來，喝！
每個人又喝了三四碗，他們感到肚子裏像揣著一個籃球，壓迫得五髒六腑都不舒服。站起來，接著喝！
後來，他們一個人喝了十一碗，一個人喝了十碗，老頭兒驚訝地看著他們，背著葫蘆揚長而去；他們相互攙扶著，慢慢地挪向學校的方向。
他們異常痛苦地走到了街口，聽到上課的鈴聲響了，然而，他們像臨盆的孕婦一樣行動困難，他們知道今天晚上回到學校一定會受到老師的懲罰。
後來，他們實在走不動了，就坐在街道邊的石頭上，呼呼地喘著粗氣，惴惴不安地想著將要到來的懲處。那時候，鄉村老師打起學生來，都比較狠，而家長絲毫也不會見怪，他們信奉“溝板子底下出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