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千多年前的“書同文”，到辛亥革命後的語同音，國音的注音意義何其深遠。故周有光先生著作《中國語文縱橫談》中評論說：這是漢族創造漢字經過了3000多年然後產生的第一套正式的漢語表音字母。來得不易！
今天的炎黃子孫，無論走到哪裏，隻要聽到字正腔圓的國語之聲，就會想到祖國，想到民族，想到故鄉和親人，國語使我們遍布世界的華人同聲相投，生死與共。而在這統一國音的偉大的民族文化建設中，領銜的正是我們寧波鄞州盛墊村走出來的“五馬之首”馬裕藻。《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在介紹當時會議所接受的提議時，把馬裕藻列為提議者的首位，可見馬氏在籌劃上述提議中的重要作用
遙想那戴玻璃瓶蓋眼鏡的馬裕藻，操一口石骨鐵硬寧波方言宣講他們的國音提案時的神情吧，多麼可愛可敬可學可隨的我輩浙藉先人啊！
事隔6年，1919年4月，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個月，以胡適為首，包括錢玄同、劉複、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內的六教授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原因是這些中國大文化人極不願看著“現在的報紙、書籍、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講文法的區別，連賞鑒的意思都沒有了”，他們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頒布通行標點。11月底，胡適對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號總名為“新式標點符號”，此年被批準。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批準了由北大六教授聯名提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誕生，成了中國語言文化發展史上值得隆重記錄的濃筆墨彩。
同樣是民國元年，馬裕藻應北大當時的校長浙江老鄉何燮侯（1878——1961）之邀，擔任了北京大學國學係教授、國學門導師。
浙江諸暨人氏何燮侯任職京師大學堂和出長北大，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規大學的關鍵時期，學科的設置，校舍的興建，經費的籌集，風紀的整頓，學製的改革，學校的保全，何燮侯皆與有力焉。也正是在此時，何燮侯以校長之力，延攬許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據沈尹默回憶，沈尹默以及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皆由何燮侯與胡仁源延攬入北大。而馬裕藻之所以能勝任北大教授這項工作，是與他在音韻學、文字學方麵的高深造詣分不開的，“注音字母”方案內容又反過來豐富了他在北大的有關教學。在中國近代漢語正音和推廣國語的工作中，馬裕藻功莫大焉。
此時的中國教育界波湧浪激，多元並爭，而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舞台，更是氣象萬千。其原因在於20世紀上半葉，教育救國成為當時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近現代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派別都曾不同程度地被卷入這一潮流中。
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國門洞開，中國逐漸淪為西方列強蹂躪宰割的對象，民族危機異常嚴重。甲午戰爭中國慘敗，舉國上下均感到了亡國滅種、危機日蹙。憂患殷重之時，“百日維新”政事爆發，以康有為、嚴複為代表的“教育救國”論應運而生，他們看到致力於堅船利炮、聲光化電的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開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教育，由“言技”轉為“言教”
教育救國思潮，誕生於民族危難之際，是民族意識覺醒的產物。持教育救國主張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認為:西方之所以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如此，教育被提升到救亡圖存的高度。一大批國之大儒、有識之士紛紛投入“教育救國”的宣傳及實踐。
在蔡元培“兼容並蓄”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北大網羅眾家，薈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學博功深的名流紛紛執教北大，其中江南浙江藉教授可謂拔得頭籌。馬裕藻身置其中，可謂如魚得水。
細細數來，大學校長中，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他的前任胡仁源（1883——？）任職時間不長，是浙江吳興人。前任的前任何燮侯為浙江諸暨人。蔡元培外舉不避賢，內舉不避親，取消分科製，改設十五個係，這些係的領導人，竟然一半以上為浙江同鄉。其中數學係主任馮祖荀，浙江杭縣人；物理係主任夏元，浙江杭縣人；化學係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質係主任王烈，浙江蕭山人；哲學係主任陳大齊，浙江海鹽人；中文係主任馬裕藻，浙江鄞縣人；史學係主任朱希祖，浙江海鹽人；經濟係主任馬寅初，浙江嵊縣人。後來又增加了幾個係，教育係主任蔣夢麟，浙江餘姚人，以日語為主的東方文學係主任周作人，浙江紹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