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經曆來看，寫作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好處，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而對於共和國的文學青年而言，寫作的動機無非源於這兩點古老的元素。物質上名利雙收，精神上足以驕人。而當物質獲取受挫之時，心理尤為乖張：自尊與自卑互相咬合，一如他們在談論文學和世事時緊咬的牙關以及惡狠狠的神情。
文學青年是這個時代一群可憐的人，可憐在於他們沒有注意到腳下有一攤液體，而液體中有其人較為準確的倒影。我所做的，就是行動和克製，換言之，寫作之餘，不忘向下看。
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人是與生俱來獨立的，他唯有信任孤獨才能接近真實。與此有關，一切試圖擺脫平庸的念頭又是如此平庸。我還注意到，這並非一個適合文學寫作的時代，無處不在的禁忌滋生著恐懼。寫作陷於“鬼打牆”，他急切地想擺脫恐懼，但恰恰使用暴走記錄了恐懼以及用不斷迂回的方式放大了恐懼。一名當代寫作者的吊詭人生由此而立。當然，從另外一個層麵上來說，不合時宜的寫作有成為更具價值的寫作的可能，這是暴走和迂回中的夢幻，或許是惟一的“善”。
有識之士或許可以通過這本集子看到我的上述。
201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