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容易引起具體意象。意象派的盟主龐德非常注意漢字的表意性特征，他認為漢字自身的排列有時就可以引起某種具體的“意象”。這種情形在漢字中的確是存在的。在中國文學發展中還受到過自覺的利用，如大賦和駢文中，“孔鳥、鵠、鵷雛、”，“漃漻蓼，蔓草芳苓”
枚乘：《七發》。，“崇山矗矗，龍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岩嵯，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錡，嶊崣崛崎”
司馬相如：《上林賦》。，“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
司馬相如：《子虛賦》……賦中大量地運用同形旁的字，雖不無堆砌之病，但也可以從中看出，中國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構成了文學中一種獨立的審美效果的追求。這種現象在其他作品中還是有所表現的，大賦不過是其極端的、集中的表現而已。
2由於漢字一般地說是單文獨義，一字一音，中國詩歌形製才得以同音節、句讀統一起來，外觀上造成整齊對稱的形式美。這是中國詩歌獨具的形式美和分外的風采。如：
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窗含西嶺千秋雪，
門泊東吳萬裏船。
——杜甫：《七絕》
從這首七言絕句即可看出，漢語古典詩歌即使不論詩句中的平仄對仗，中國詩歌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精嚴的格律詩了。
3漢語有四聲，在魏晉南北朝以前，雖也有四聲搭配諧和的例子，但還是處於不自覺的狀態。魏晉南北朝以後，詩人們自覺利用漢語言的特殊性，注意字聲安排，“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有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於是近體詩（五言律、絕，七言律、絕）、詞、散曲等詩歌體裁便應運而生，並統領詩壇達千年之久。這些詩歌體裁充分利用四聲變化造成了節奏鮮明、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例如上引杜甫詩中“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就是通過“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這樣的平仄安排，收到了“前有浮聲，後有切響”的音樂效果的。在中國的近體詩、詞、散曲等詩歌體裁中，何處應平，何處應仄，何處必須對仗，何處必須押韻，都有嚴格的規定（這裏不談例外）。駢文發展到後來，也有講究平仄安排的。
4如果說，駢文這種特殊的文章體裁，是對漢語性質的某種認識和利用，因而具有形式主義的因子在內，那麼，回文詩則是純粹的形式主義的，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這一中國詩歌中的副產品，盡管是遊戲筆墨，卻顯示了對漢語言性質最為純熟的運用。例如明代仲龍子散曲《題情·普天樂》就是一組回文詩，茲選其一：“淚珠彈，恨別愁離，氣長籲，傷歎多，倚靠屏圍低眉翠。西樓轉月，西樓轉月，月轉樓西。”把這首詩反過來，從最後一個字開始往回讀（西樓轉月……離愁別恨，彈珠淚），也還不失其為詩的韻味。產生於晉朝的《回文旋璣圖》是這方麵的一個極地。
5文言文這種特殊的書麵語言，能夠與日常用語長期分離而保持官方語言的地位，這本身就是語言史上的一個奇觀。這一特殊現象影響到文學，就發生了文學中兩個不同軌道的運行：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雖說世界各民族文學都存在這雙軌的運行，但內容與形式都發生巨大的差異的，不能不首推中國文學。比較一下宋元以來的古白話小說同文言散文，就可以看出這兩種文學的巨大差異。
文學不等於文字學，語言文字提供的條件隻構成文學的部分的美學特征。一個民族的文學，包含著該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環境、文化背景、心理質素、民情風俗及由此決定的審美經驗和審美理想在內的一整套的價值係統。因此，中國文學之所以為中國文學，除了因為漢字語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還因為它獨具自己的整套價值係統。中國文學有自己的文學觀念體係。這個觀念體係受中國傳統的思想體係所支配。其思想淵源可以上溯到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以這種儒家學派為主體，為骨骼，中國民族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考察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如果把握住正統觀念的形成發展線索，就可以思過其半。文學的正統觀念是從荀子開始確定的，他強調了聖人的地位：“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
《荀子·儒效》。這就給文學批評史上的“原道、征聖、宗經”之說奠下了基礎。隨著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觀念，進一步在文學批評中得到確定並一再加以完善。“原道、征聖、宗經”，在劉勰的著作裏被分為三篇，實質隻有一個：以儒家正統思想為文學的指導思想，道是聖人之道，經是聖人之言。儒家正統思想對文學正統觀念的支配經過韓愈到宋明理學、心學之後，其風愈演愈烈。作為“聖人”的孔子和“亞聖”的孟子，他們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下述方麵影響了中國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文化性格：其一，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