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嶺南大學張愛玲研討會的發言稿）
上篇：張愛玲的文學特點與她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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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陸的現代、當代文學史書、文學評論，都把張愛玲剔除在外，也就是說，在20世紀下半葉的前30年，張愛玲完全被曆史活埋了。當時被曆史活埋的作家除了張愛玲之外，還有胡適、周作人、沈從文、錢鍾書等。夏誌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功勞是把被曆史活埋的幾位現代作家從權力的重壓下和意識形態的塵土中開掘出來，讓他們重見天光，並把他們推向現代文學史的應有地位，從而打開了現代文學史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頁。
夏誌清先生以毫無保留的評論語言，高度評價張愛玲，把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充分展示出來，使中國與世界的眼睛看清天才作家張愛玲，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精彩之筆。這一筆啟示我們，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的寫作不能趕潮流，不能老是複製和沿襲前人的結論，不能隻是給人們早已熟知的作家或早已充分評價的作家立傳作注和進行“英雄排座次”，而應當用自己獨具的文學史識與鑒別眼睛，去開掘真正有價值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被時代思想潮流所活埋所忽略的帶有天才特點的作家作品，並充分說明他們的成就與意義。麵對那些已被充分評價的作家，也不能隻是謳歌一通，而應當給予客觀的獨到的分析。我們對夏誌清先生的敬意，不僅是他充分地開掘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而且因為他為現代小說史寫作提供了一種充分個人化的批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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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誌清先生對張愛玲所作的闡釋有許多部分是精彩的，但也有些部分值得商榷。比如，他在論述張愛玲的短篇小說的特色時（夏先生把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與《傾城之戀》視為短篇小說，不視為中篇小說），指出其藝術特色是“意象的繁複和豐富”、“對於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發”等，無疑是對的。但是，夏先生在觸及張愛玲“短篇小說”的精神內涵時，提到了兩種特色——曆史意識和道德傾向，卻不準確。事實上，張愛玲的某些中篇、長篇小說如《小艾》、《秧歌》與《赤地之戀》倒有曆史意識與道德判斷，而她的代表作《金鎖記》與《傾城之戀》則超曆史意識與超道德判斷，好也好在這種超越性。
在1979年7月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再版）中，夏先生做了這樣的論述：
《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個靜止的社會，道德標準和女人服裝從卷首到卷尾，都沒有變遷。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隻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僅強調優秀和醜惡的對比，也讓人看到在顯然不斷變更的物質環境中，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持續性。她有強烈的曆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著現在——這種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第341頁）
上麵一節裏，我們把張愛玲短篇小說的特色，作一個籠統的介紹。她的意象的繁複與豐富，她的曆史感，她的處理人情風俗的熟練，她對於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發——這些特色當然最好用具體例子來說明。（第342頁）
有些西洋小說家專寫意識流，即為她所不取；因為在意識流之外，還有更重要的道德問題，需要小說家來處理。（第341頁）
張愛玲並不標榜什麼主義，可是這並不是說她的道德觀念較那些教條派作家的為弱。她深深知道人總是人，一切虛張聲勢的姿態總歸無用。她所記錄下來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貴的事情；這些小故事讀來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對於道德問題加以思索。張愛玲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可是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諷刺作家，記錄近代中國都市生活的一個忠實而又寬厚的曆史家。（第355頁）
從以上引述的四小段裏，可看到夏誌清先生反複強調張愛玲“短篇小說”的曆史內涵，不僅說作品有“曆史感”、“強烈的曆史意識”，而且認為作家本身（張愛玲）就是一個“忠實而深厚的曆史家”。此外，我們還看到，夏先生強調張愛玲的道德傾向，認為她的作品能引發讀者“對於道德問題加以思索”，為了表現道德判斷，張愛玲的小說意象“強調優秀和醜惡的對比”；隻是張愛玲的道德傾向不像左翼作家那樣直接訴諸道德說教，也不同於西方作家的“意識流”，而她所以不采用“意識流”的方法，正是她在思索“更重要的道德問題”。
夏先生對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的精神內涵所做的這兩點判斷，是很值得質疑的。
首先，《金鎖記》與《傾城之戀》的精神特點並不是它的“曆史感”，而是它的“哲學感”。換句話說，張愛玲早期的天才特點，不是表現為“曆史家”的特點，而是表現為“哲學家”的特點。我這樣說，不是在今天的學術會議上刻意與夏先生的觀點對壘，而是我幾年前閱讀張愛玲的一種心得。1996年，在張愛玲去世後不久，我寫了一則短文《也談張愛玲》《也談張愛玲》，參見拙著《西尋故鄉》。香港天地圖書，1997年版，第291—292頁。，就點明了張愛玲早期創作的哲學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