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報社我沒有朋友，省城《商業時報》汪編輯是我大學的同學，我給他去個電話。隻要按我講的去做，準能辦成。” 汪科長見姚富財腦瓜子靈活、轉彎快，興致更高了。
姚富財與汪科長道別後，火急火燎地去了省城。
到達省城已近黃昏。姚富財提了兩條大中華煙，兩瓶五糧液，想到汪科長非親非故為什麼熱心獻計獻策，不就是鈔票在起作用嗎？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從包裏掏出一疊鈔票，又封了個一萬元的大紅包。
車駛進《商業時報》社院內，姚富財按汪科長說的地址敲了敲門。汪編輯早接到了汪科長的電話，開了門，姚富財自報家門，邊說邊把禮品放在了客廳的一個角落，將紅包當著汪編輯的麵放在禮品袋裏。
姚富財聲淚俱下地將自己的“遭遇”訴說了一遍。汪編輯認真地做著記錄，待姚富財講完，義憤填膺地說：“金沙縣這樣亂搞還了得！那個姓林的不想要他的烏紗帽了？”
“這事兒就全靠您幫忙了。我姚某雖無能，卻是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人。事成之後會好好感謝您。”姚富財一臉可憐相。
汪編輯思索一會兒說：“我一家報紙曝光沒問題，但分量不夠，最好是聯合省會的幾家報社和電視台，從不同角度曝光。你在這裏待兩天，我給你籌劃一個記者招待會，不過，你可要破費些了。”
“沒問題。”姚富財從包內取出兩疊鈔票遞給汪編輯，“先給您兩萬元，如不夠再拿。另外，隻要按您的意圖刊登了文章，不論大報、小報、電視台，我給每家媒體兩萬元讚助費。”
“好！”汪編輯接過錢，說，“我盡快為你安排。”
記者招待會如期在富麗堂五星級大酒店舉行。到會的有 《商業時報》《經濟報》《法製報》、省電視台等十多家媒體的記者 。
姚富財畢恭畢敬地給大家三鞠躬，將汪編輯親自起草的《金沙縣政法委書記林燁製造冤案，懇請新聞界維護私營企業主合法權益》的報道給每人發了一份，每個材料裏都夾了個一千元的紅包。
大家把紅包塞進口袋，認真地閱讀材料。開始隻是交頭接耳地譴責政法委書記執法犯法，接著是一片嘈雜聲。
汪編輯見時機已到，站起來慷慨陳詞，提議組成記者聯合調查團赴金沙縣，各家媒體同時曝光，維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
會場頓時一片沉默，大家知道組織記者調查團要向省、市宣傳部報告，得到批準後才能成行。
姚富財見狀，急得站起來，懇求道：“大家一定要救救我，我現在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了。” 話音未落，會場笑聲一片。
姚富財本想附庸風雅，好不容易甩了句成語，結果卻當場出了醜，神情十分狼狽，他不好意思地說：“大家別見笑，我大老粗不會說話。我是抱著最後的希望來求各位的。為了表示我的真誠，我向大家承諾：誰能伸張正義，把林燁的違法犯罪行為大白於天下，我就付給這家單位讚助費兩萬元。”
這句話把現場的氣氛調動起來了，大家議論紛紛。有記者說：組成記者團興師動眾，太張揚了，而且要經過有關部門審批，估計也不會同意。最好是《商業時報》派記者去調查，見報後我們再視情轉載。
記者招待會的酒席熱鬧了近兩個小時才散席，姚富財屁顛顛地到吧台結了賬。
汪編輯私下對姚富財說：“記者招待會還是有成效的，但不能完全依靠新聞界。你回去後還是要在林燁身上下工夫。”又如此這般地交代一番。
日夜辛勞，讓林燁病倒了。
接連幾天，來病房看望林燁的人絡繹不絕。有很多人是為姚富財而來，都提了禮品，林燁毫無例外地一一拒收。這些人有本縣的，也有地區的；有黨政機關、政法部門的，也有群眾團體的；有科處級領導，也有一般幹部、領導的司機；有代表自己的，也有代表領導的；有熟人，也有陌生人。無權者，則探聽案情，說上幾句好話；有權者，直接過問案子，暗示“慎重處理”。地區公安處梨副處長托人捎話：“省公安廳郎處長很關心這個案子，處理不好將會帶來很多麻煩。”錢四維的堂弟、地委組織部幹部一科錢科長特意給林燁打來電話：“這個案子關係到民營經濟發展的問題，地委領導很關注，請你慎重……你不是要求調回地區工作嘛，報告我已經看到了，你家裏的實際困難，我會向部領導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