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二樓的客廳裏的長沙發上似睡非睡地斜靠著，似乎懶於睜開眼睛，看客廳裏爛熟的一切。茶幾上那本封麵上印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像的畫冊，他可謂精讀再三。他很欣賞毛主席那神采奕奕的偉人風度，這位比他僅小兩歲的共產黨領袖，的確長得一副異於常人的天子相。李宗仁第一次見到他是1928年在廣州，國民黨為籌備北伐的一次會議上。那時，毛澤東（時名潤之）還是國民黨中央的一位部長。毛澤東在會議上言語不多，卻顯得幹練沉穩。李宗仁雖不太相信星相學，但見毛澤東那天庭飽滿、地閣方圓、身軀高大、氣宇軒昂的樣子，不免為之一驚，如果不是巧合，他那時便認為毛氏絕非凡夫俗子，而是未來國家頂天立地的棟梁。
說不上崇拜，李宗仁對毛澤東確然多有感謝，不獨1949年國共談判時，毛澤東曾經通過他的代表劉仲容傳達了不少有益的意見，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就是和談破裂，戰事再起後，毛也以博大的胸懷，多次敦促李宗仁審時度勢，立地成佛。盡管李宗仁逼於當時形勢和他自身的性格，始終下不了決心，而且後來去國十有六年，如今幡然歸來，毛澤東仍是以禮相待。作為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失敗者，能有眼下的安逸清閑，他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他和妻子從北戴河避暑歸來，已經快10天了。北戴河近一個月神仙般的日子，使這位75歲的男子意想不到的愜意；和年輕美貌的妻子的蜜月使他真有些返老還童。以至他常常近乎天方夜譚般湊著耳朵悄悄地問妻子；“月事還來嗎，懷孕了沒有？”妻子卻每每都有幾分羞赧地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
1966年的8月，文化大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席卷神州。北京，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更是如火如荼。各單位、各機關，大街小巷，甚至天安門前的觀禮台，幾乎都貼滿了大字報，真可謂蓋地鋪天。報紙刊物上，都說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毛澤東這個偉人，發動這麼一場搞亂全國的運動究竟是何用意？李宗仁回國後，到過東北，到過華東，也回過老家廣西參觀訪問，大陸的建設成就滿不錯嘛，何必要弄得天下大亂呢？他實在猜不透，估不著。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他相信毛澤東是乾坤的主宰，是既可上九天攬月，又可下五洋捉鱉的神人。所以那段時間，他最注意看毛主席的語錄，分析報刊上登出的“最高指示”。此外，便是邀來故舊，或飲酒閑談，或對弈消遣。要不，至多從樓上走到樓下，從樓下走到院裏，又從院裏走上樓來。
老部下程思遠常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尹秘書常來，還有便是黃紹竑和黃琪翔了。
自1949年末，李宗仁從香港飛抵美國後，基本上就算結束了他的政治、軍事生活。美國的16年“廳長”生活，使這位曾經在中國軍政界風雲一時的人物寂寞難耐，苦不堪言。特別是在美國居住的後幾年，由於郭德潔那種不喜客人，甚至近乎刻薄的多次逐客，使新澤西州盎格魯林鎮的李寓，門可羅雀。去年回國以來，確然熱鬧了好一陣子，16年人世滄桑，16年故舊重逢，自然是別情難敘，話語綿長。可是如今，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洶湧澎湃，不少人被當做“國民黨殘渣餘孽”而受衝擊，各個都成了自身難保的泥菩薩。這西總布胡同5號，門庭又冷落起來了。本來，人上了年紀，多不喜歡熱鬧，而李宗仁卻不堪寂寞，害怕孤獨。於是，有故舊一來，他必設宴留餐，盛情招待。
李宗仁其實沒有睡著，半閉著的眼睛，不時瞟一眼牆上的大掛鍾。他盼望快些到11點，因為這時，郵遞員準會送來報紙和信件。他訂有《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和《大參考》，盡管不一定每篇必讀，但各個版總是要翻翻的。生活在北京這個中國的政治中心，連常人都關心政治，更何況他！
10點半鍾，響起了一陣輕微的樓梯聲。他聽得出，是秘書陳貴。
“李先生，郵遞員來過了，說今天的報紙印刷出了些問題，要下午才能送來。喏，這是信件。”陳貴不卑不亢地將信件放在條幾上，轉身下了樓。
李宗仁客套地向陳貴說了謝謝，便趕緊從條幾上拿過那幾封信。其中一封是香港來的，一看那熟悉而工整的字跡，便知道是他的故舊何柏林寫的。李宗仁有一筆錢，一直委托何柏林在香港管著，一般不動，必要時有他親筆簽字的信件，方可開支。這封信大概是關於給黃旭初那筆錢的信息：黃旭初是李宗仁過去的老部下，老搭檔。早在1923年，李宗仁自稱定桂軍總司令，獨占玉林五屬時，黃旭初便是他的參謀長，爾後幾十年，黃旭初一直附隨李宗仁。這位穩沉的陸軍大學畢業生，在李宗仁的大傘下，從1930年起，當了19年的廣西省政府主席，算是對李宗仁盡心盡責。國民黨兵敗，大陸解放後，他寓居香港，想策劃“第三勢力”不成，晚年窮愁潦倒，生活窘迫。不久前，李宗仁得知他手頭拮據，特囑何柏林從存款中撥出3000美元接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