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1958年，是中共黨史上“左”的思想從開始拾頭至逐占上風的一個時期。如何認識這三年“左”的思想表現及其關係，鄧小平作了深入的比較分析。關於1957年的“左”，鄧小平是這樣認為的：“一九五七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對1958年的“左”，鄧小平說：‘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給我們帶來很大災難。”對1959年的“左”，鄧小平說，從1958年11月起黨中央著手糾正一些“左”的錯誤，毛澤東“召集的兩次政治會議，就是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的。”然而時隔不久，風向又發生了變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
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左”的錯誤重新占了上風，並愈演愈烈。
通過鄧小平對1957年至1959年“左”的錯誤分析比較，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三年“左”的思潮表現既有區別，又有聯係。這就是，1957年開始抬頭，1958年形成指導思想，導致全局性錯誤，1959年經過短暫的糾“左”後，“左”的思想重新占據上風，並進一步擴展到黨內。正是這三年連續“左”的錯誤，使中國社會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困難時期。
2.關於1975年整頓與1975年前後的比較
1975年，是中共黨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鄧小平在危難之中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他提出了一係列措施，對多個領域著手整頓。對於這一年整頓的作用和意義，鄧小平說，“文革”中“四人幫”“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
“圍繞要不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曾經同‘四人幫’進行了尖銳激烈地鬥爭。”這次鬥爭的結果，代表進步的、正義的力量受到了挫折。“我又被打下去了。”但是整頓“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因此，“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這裏，鄧小平將1975年的整頓放在1975年前後的曆史背景中加以闡述。從中可以看出1975年的整頓是“反前啟後”的。“反前”就是“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啟後”就是後來的“撥亂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開始了”，“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所以，1975年的整頓是“文革”中兩種力量的較量進入決戰階段的表現，它為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亂，凝聚了力量，指出了方向。
3.關於“兩年徘徊”及其前後曆史的比較
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兩年，是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前期曆史的最後兩年，史稱“兩年徘徊”。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本應成為偉大的曆史轉折。然而，人們在走上街頭，歡慶勝利後不久，人們失望了。當時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政策並不得人心，人們心頭仍有一種壓抑感，甚至窒息感。為什麼會這樣呢？鄧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後“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搞‘兩個凡是’，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還是因循‘左’的錯誤，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真正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轉變。對於這兩年仍堅持“左”的錯誤，鄧小平有很多批評，認為它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鄧小平也指出，總結曆史不要僅僅著眼於個人的責任，更要注重社會曆史根源的分析。他說：“‘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鄧小平對“兩年徘徊”給予了更多的理性思考。雖然“兩年徘徊”因襲了文革“左”的錯誤，沒有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轉變，但是它畢竟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理論和路線的過渡和轉換。
“兩年徘徊”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和特殊作用的曆史時期。
4.關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前後兩個階段的比較
如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在黨史上的轉折意義，已十分明確，為世之公認。然而，在早一個時期，中共黨史界對黨史第二個大階段和第三個大階段的劃分界限，即什麼時候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莫衷一是。一種看法認為，是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另一種認為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這既涉及第二個大曆史階段的下限，也關係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起點，即第三大曆史階段的上限，因而成為中共黨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