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地複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誌深刻地給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麵政策。隻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
——《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2頁）“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出自南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這是朱熹為《中庸》第十三章“道不遠人”所作的注解。大意是：“為人之道”就存在於各人自己身上，一開始並無區別。所以，君子“治人”，就在於以現存的道，去啟發人們“心中”之道，這樣才能為人們所樂於接受。“道”，實際上就是道理、法則。儒家認為，道是天然地存在於人自身的，一刻也不會離開。朱熹這句話的本意是啟發人們了解“道”、把握“道”並運用“道”。但隨著漢語的演變，最終被用作貶義，意指：用別人對待自己的辦法去對待對方。
國民黨頑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後，並未真心與共產黨團結起來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他們隨即將反共重心由華北轉向華中，企圖消滅在華中抗日的八路軍和新四軍。1940年3月，國民黨當局製定了“肅清”淮河流域和隴海鐵路東段以南地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方案。不久，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韓德勤通電全國，誣蔑新四軍“破壞抗戰”，為發動新的反共高潮製造輿論。10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19日）電”，在大肆誣蔑我軍“破壞抗戰”、“不服從軍令、政令”外，還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集中到黃河以北冀察地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麵對來勢更為迅猛的反共浪潮，毛澤東和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調整了鬥爭方針和策略。在思想上，毛澤東提醒各級幹部要深刻認識到這次反共高潮的嚴重性：“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我們要準備對付最黑暗局麵”；在政治上，向國民黨人員及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闡明“剿共”則亡國亡黨，投降則日寇必使蔣崩潰，有百害無一利的道理。動員全國人民行動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在軍事上，電令中原局、東南局和新四軍，做好各項準備，穩健地對付國民黨的進攻，軍事上采取防衛立場。同時，為了顧全大局，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的穩定，我八路軍、新四軍決定作出讓步，遵守蔣介石的命令，將主力北移。
共產黨的種種努力和讓步並沒有打消蔣介石消滅新四軍的決心。1941年1月6日，奉令轉移的九千餘新四軍到涇縣的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顧祝同、上官雲相所屬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多人的襲擊。新四軍苦戰八晝夜，終因寡不敵眾，除小部突圍外，大都壯烈犧牲。政委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軍長葉挺被扣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仍以民族大義出發，不與國民黨作最終決裂，提出了包括懲辦事變禍首在內的十二條處理意見。同時，利用報紙、廣播等形式揭露事變真相，喚起國內外愛國力量的支持。一時間，蔣介石陷入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作出“以後亦絕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第二次反共浪潮在實際上又被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