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漢一天時間來了三次電話。
第一次是通報朱琳搬家的事兒，約著什麼時候去祝賀喬遷新喜。“不到兩年時間，換了兩次房，先是闊氣的複式，這回是不講道理的別墅，女製片當得霸道得很嗬。”
第二次是通報黎九久換了單位，去一家室內裝飾材料網站做了平麵策劃——這是他幹的第七家公司。“真敢炒老板的魷魚，電話不斷變，讓人永遠記不住，我都弄糊塗了。那小子真該得前列腺炎才對。”
第三次電話倒是沒有通報什麼，問我在家幹嗎。九月份，拾紅葉的季節，對武漢這種長冬長夏、春秋轉瞬即逝的城市居住民，大好時光待在家裏，可真是不劃算。
武漢這種地方，季節的確讓人受不了，冬天漫長得好像一輩子，割臉的朔風好容易收住，沒犯上兩天春困，夏天就到了，那個時候人還在冬天裏習慣著，沒回過神來，老以為夏蟬是掛在冰柱上鳴叫著，一邊抹著汗，一邊裹緊外套打擺子。好容易等到夏天過去，時尚單衣沒上身兩天，冬天又到了，人還在犯糊塗，老以為天上飄的雪花，是法桐掛球後的吐絮，院子裏沒站上兩分鍾，就開始打噴嚏，要受涼了。
我對電話那頭說：“前兩次電話想了多久理由？這個電話更是沒事找事兒。說吧，找我幹什麼？”
“瞧你說的，不是都告訴你了嗎，朱琳搬家了，黎九久炒了老板的魷魚，都是大事。同事一場，不至於那麼冷漠吧？再那什麼，天氣多好啊，真是讓人可惜。”宋漢在電話那頭嘻嘻哈哈。
“沒事兒我掛電話了。”
“哎，等等。我說你是怎麼回事兒，離開電視台，一點兒幽默感也沒有了。所以說，新聞還是好東西呀。”
宋漢是我當年在電視台做“跑街狗”的朋友，朱琳和黎九久也是台裏的同事。我那時在新聞部做外勤記者，宋漢做攝像記者，我倆一個組，整天為抓新聞絞盡腦汁，基本上是一對狼狽為奸的搭檔。我離開電視台後調到文化局，他後來也辭職了，拿出積蓄辦了個影樓，取名“亞當斯”，專為患有城市憂鬱症的少婦們拍一些感傷的黑白寫生照。影樓在江漢路步行街上，本來寸土寸金的商業黃金地帶，從這裏操練出來的百萬富翁不知有多少，宋漢卻固執，不肯出賣藝術家的風骨，拒絕拍幸福的婚紗照，說那種東西不光弱智，還有一種捆綁在一起驗明正身的可笑，就這麼撿芝麻丟西瓜，憑著懷舊的好萊塢歌舞片風格悲壯地苦撐著，生意做得緊巴巴的，不過顧著一份興趣和一張肚皮罷了。
我說宋漢是朋友，不說同事，可以看出我倆關係不錯。當年我和女友談戀愛，想和女友搞點兒不便見光的小動作，我這種從鄂西大山裏出來的窮記者，沒有居住條件，也開不起房，老借宋漢的器材室做地下活動據點。宋漢在這方麵很大方，不光提供器材室的鑰匙，連開水都給灌上，捎帶幾隻一次性紙杯，有時候還給準備麵包什麼的。隻有一次，他有些不高興，聲音很小地嘀咕了一句：“做那種事兒以後要把器材室收拾幹淨，鏡頭敏感得很，不開機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人家的片子還要拿去評獎呢。再說，沒有生命的東西，也不能隨便欺侮，不拿它們當一回事兒吧。”僅此而已。為這個我一直記他的恩。
宋漢約我到沿江大道“聖地亞哥”喝咖啡：“見麵談吧。電話裏說不清楚，電話線又窄，一時半會兒爬不過去。”
我用涼水衝了一個頭，換下常年在身的睡衣，出門攔了一輛車，前往沿江大道。到了“聖地亞哥”，宋漢已經等在那裏了，一杯“南山”見了底。不是悠閑的樣子，是口渴了，還有點兒五心不定，這點兒我能看出來。
我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宋漢問我喝點兒什麼，我說隨便。
我說隨便是真隨便。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品位兒，“極地”、“卡布其諾”什麼的，品嚐不出滋味，真來一杯毒藥，事先別告訴我，我也能喝下去。我一個女朋友說我：“農民嘛，就算當了劇作家，一張嘴還是紅菜薹的味兒。”平心而論，這話多少有點兒說出了事實。
相比起來，宋漢從不諷刺挖苦我。他自己來自洪湖的一個小鎮，也不是武漢的原住民，對我這個山民出身的苦孩子惺惺相惜。我當年發奮改變自己的形象，要把紅苕腦袋上的衝天旋發修理下去，他熱情地鼓勵過我，不但是知音，而且幫了大忙的。
宋漢替我做主，點了一壺碧螺春。茶沏上，侍者撅著嘴唇吹著《挪威的森林》離開，宋漢就把事情對我說了。
宋漢找我，是為了他侄子羊子的事情。
宋漢有個弟弟，叫宋唐，武漢大學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宋唐畢業後留校教書，以後讀博士、評教授、娶妻生子，不到三十五歲就完成了人生五部曲中的頭四步。不久前，宋唐接到法蘭克福大學訪問學者課題評審小組的藍紙邀請，赴德國做為時一年的研究工作。對方的邀請名單上，有郝嘉的名字。郝嘉是宋唐的助手，同時也是他的妻子。夫唱妻和，事情是好事情，隻是宋唐的兒子羊子正在上小學四年級，而且學的是漢語，不是德語，不能帶往德國。宋唐和宋漢商量，把兒子寄托給哥哥宋漢，讓哥哥代行養育螟蛉的工作，替自己當一年家長，要不然，郝嘉就隻能放棄出國的機會，在家裏陪太子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