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鴻賓帶我去深南大道看房子。房子美輪美奐，價格昂貴，我買不起。我們離開那裏，去濱海大道看另一處房子。那處房子也不錯，像一片珊瑚蟲的墳塋，倚山傍海，氣宇軒昂，讓人有敬畏感，價錢也不菲。
“房子不錯。有沒有更便宜的？”我問。
“城中村怎麼樣？”他反問，盡量克製著，“這是深圳，你要改變觀念。”
我知道城中村，那是一堆城市的淋巴細胞，氣息叵測，盛產奇形怪狀的故事。我對故事過敏，我對淋巴也過敏。而且，我還不至於那麼不道德，把自己的壞毛病告訴樊鴻賓。他是我來深圳之後認識的唯一朋友，相當於我在這座城市裏的過渡房。
“那怎麼辦？我的確買不起。”我說。
“你就不應該打買房子的主意。”樊鴻賓斜著眼睛看了我一眼，總結說，“你就不應該來深圳。你當深圳是聯合國？聯合國維和也得花錢。”
“也許還有別的辦法。有嗎？”我問他。我真的沒有主意了。我想到從盧克索沿東部沙漠返回開羅的那一次，穆罕默德?白佑明提到的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貝都因人，他們不住政府為他們蓋的美麗的白色房子，在沙堆下用破木板搭一間岌岌可危的破棚子，心安理得地當甲殼蟲，讓人既羨慕又敬佩。貝都因人是好樣的，可我不是貝都因人。
“要這樣，你隻能去紅樹林了。”樊鴻賓斬釘截鐵地說。
樊鴻賓是一名畫家，在羅湖有一棟氣派的畫院，雖然畫院旁邊的人工湖是一潭顏色可疑的死水，看上去讓人起雞皮疙瘩，但他在南山有一套漂亮的公寓，那是他的全額私產，他有說這種話的權利。
這樣，我就去了紅樹林。
那個男人坐在那裏或是蹲在那裏，就在紅樹林邊。天黑著，看不清生長在灘塗上泥質沼澤中那些奇異的胎生灌木。夜棲在灌木中的水鳥輕聲啁啾著，聽起來有點兒揪心。深圳灣對麵的香港燈火璀璨，像一條磷火閃爍的巨蟒屍體。
我第一眼就看見了他。磷火映在他的臉上，他長得沒有什麼特點，和所有走在大街上的深圳人一樣，隻是他的頭發在不安地燃燒，這一點不一樣。
他很安靜，蹲在那裏不出聲，但我猜想他和我一樣，也不是貝都因人。貝都因人不那麼蹲著，他們喜歡赤著腳在滾燙的沙礫中快速行走。現在我知道他是蹲著的，而不是坐著的。紅樹林是一個了不起的地方，它們是唯一與海洋和睦相處的陸生物種。
我在他對麵小心翼翼地站了一會兒，隔著濃密的灌木叢。我有點兒被他靜靜蹲著的樣子嚇住了，坐下來，坐了一會兒改成蹲。
“你好。”我說，“紅樹林沒有房子，特別是在夜裏。老樊不應該把我支到這裏來對不對？”
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說話。也許他是一個啞巴，也許他在打瞌睡，也許他不想理我，或者他不認識樊鴻賓。雖然樊鴻賓是一個畫家，而且在南山的鬧市區有一套完全產權的公寓。
巨蟒的磷火在快速演變，黑夜沒有辦法按照黑夜的願望囂張。河口有潮濕的氣息彌漫過來，紅樹林散發著淡泊的樹脂氣味，在海洋的鹹澀氣息中顯得隱約而尖銳。但這又有什麼關係？
“深圳太貴了。”我說，意識到這話不準確，“房子太貴了。”
紅樹林中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來自他那個方向。是海浪推動桐花樹和苦郎樹，或者是夜裏出來覓食的海狸或海鼠。然後他說話了。
“我沒想到鑰匙會生鏽。”他說，聲音有點兒生澀。這很正常，“電子表不走了，身份證過期了，他們拿走了我錢夾裏的照片。”
我不明白他在說什麼。有一次我的鑰匙也鏽了，那一次我去了漠河。我迷戀上了陽光下閃爍著金屬幽光的冰掛，差點兒娶了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姑娘，為這個我傷心了好幾年。那真是一次心力交瘁的經曆。還有一次，我的鑰匙掉進廚房的下水道裏了，但很奇怪，它沒有生鏽。
“怎麼可能？”我說。我其實想說“不可能”。我想最好還是禮貌一點。
“他們說，記著辦二代身份證。可這太難了。”他有些遲疑不決，“誰也沒有兩個身份，對不對？”
他說得對。但在黑暗中我不能肯定他的神情，我的腳趾被什麼東西硌疼了。我猜想是一枚小石子，或者突出地麵的紅樹根莖。我能感覺到暗紅色的汁液慢慢攀爬上我的褲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