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褲隻在左膝處有一大塊血跡，對柯克博士而言，這便意味著它根本沒有穿在凶手身上，否則就應該血跡斑斑，和主臥室的牆上地上一樣了。據柯克博士的分析，從理論上講，要將衣服上的血跡洗得完全看不出來並不是不可能的，盡管真正做起來很難。但如此一來，膝蓋處的血跡也會被洗掉。柯克博士認為，該血跡應該是當薩蒙渾身濕淋淋地從湖邊回到家裏，為亡妻試脈搏時沾上的，因為血跡有被水稀釋的痕跡，而且與床單上一塊被稀釋的血印相符。按照柯克博士的假定，薩蒙把脈時，將穿了濕褲子的腿跪在了床沿的血跡上，所以才會有這兩處形狀相似的稀釋血印。
總之，根據鮑爾·柯克博士的調查報告，在本案發生的時間段裏，現場除了被告薩蒙·謝普德和受害者瑪麗蓮·謝普德，應該還有第三個人（不算一直在隔壁房間熟睡的小“土豆片”）。
更重要的，其實也是最明顯的，從瑪麗蓮屍體的情形看，案犯的最初意圖是強奸，或性行為，這就幾乎完全排除了薩蒙·謝普德作案的可能性。
後來成為研究本案專家之一的《芝加哥論壇報》記者保羅·華摩斯在他1961年出版的《謝普德謀殺案》一書中認為：“謝普德案具有無數的‘假如’。其中最大的‘假如’就是，‘假如’鮑爾·柯克博士是在庭審之前、而不是之後進行這番調查，‘假如’他能以專家證人的身份為被告方出庭，結果將會如何？……非常精彩的報告，隻可惜太晚了。”
事實上，沒有在本案開庭之前請鮑爾·柯克博士勘查現場，不僅是被告方的一大失誤，更鑄成了威廉·科裏根的終生悔恨。
1955年5月，威廉·科裏根就本案向地區最高法院遞交了第一份上訴書，其中56頁為鮑爾·柯克博士提供的新證據。
同年7月，一個三人法官團作出裁決，認為柯克博士的報告不能算作“新發現的證據”，因為被告方本來完全可以在庭審之前進行類似的調查。
這裏需要作一些解釋。根據早期的法律，一個案子審判結束後，如果其中一方——通常是敗訴方——又發現了足以扭轉裁決結果的新證據，便可通過上訴要求對案子進行複審。然而，這一法律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立法者們當初無法預料的偏差。不少律師故意在庭審時隱瞞扣留某些關鍵性證據，以便留待敗訴後作為提起上訴的借口。所以，在後來各州經過修正的相關法律條文中，對所謂“新證據”都有非常嚴格的定義和規定。
以本案為例，威廉·科裏根在上訴書中爭辯說，柯克博士的發現之所以“新”，是因為庭審之前，警方和公訴方控製了現場。如若被告方在彼時進行現場勘查，就必須付出“可能泄密”的代價。在20世紀50年代的俄亥俄州，當時的立法尚未要求庭審的雙方向對方提供自己一方的證據，所以法庭辯論的製勝秘訣往往在於出奇不意，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對此，三人法官團在其裁定中反駁道，警方和公訴方當初隻說了必須有他們的人在場，並沒有“拒絕”被告方查驗現場的要求。
法官們還逐一駁斥了上訴書中的其它論點：
關於“沙繆爾·戈爾勃博士的證詞帶有明顯的偏見和誤導”——“對證人進行交叉取證應該是消除任何偏見和誤導的最有效手段。”
關於“媒體對本案影響過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報紙裁決了薩蒙·謝普德”——“沒有證據證明陪審團受到了輿論的幹擾……我們國家一貫奉行的陪審團製度，是建立在對全體公民無保留的、無條件的信任和尊重之上。這種信任和尊重包括了，但不僅限於，對他們的誠實、勇氣、大無畏精神以及最為重要的，他們的是非觀念和判斷能力。”
關於“法官愛德華·博裏森沒有理由駁回被告方‘異地審判’的動議”——“但是他有這個權力。”
…………
1961年7月，威廉·科裏根去世。在此之前的六年裏，他先後代表被告人薩蒙·謝普德向各級法院上訴共12次，均被駁回。
此前三年，1958年，愛德華·博裏森法官去世。
此前兩年，1959年11月，一位名叫狄克·埃柏林的洗窗戶工人因在客戶家中偷竊被捕，警方在他的贓物中發現了瑪麗蓮·謝普德的兩枚戒指。狄克交代說，他從1950年開始就在薩蒙的大哥小理查德家洗窗戶。不久前，他看見二樓臥室的書架頂上放了一隻寫著“瑪麗蓮遺物”的盒子，便趁人不備偷走了裏麵的戒指等物。
狄克又說，1953年，小理查德的夫人多麗·謝普德介紹他到薩蒙·謝普德家中洗窗戶，但他其實隻見過薩蒙一麵，每次和他打交道的都是瑪麗蓮。瑪麗蓮隻比狄克大幾歲，兩個人很合得來。瑪麗蓮常說狄克長得很像薩蒙，和薩蒙一樣又高大又英俊。
狄克還說，1954年7月2日，瑪麗蓮被害前兩天，他去謝普德家洗窗戶。他將廚房窗戶的紗屜卸下來，洗幹淨，再裝回去，不小心被窗框上的釘子割破了手，弄得窗台和廚房地板上到處是血。狄克捂著手到醫藥箱裏找邦迪貼，又將血滴了一路。後來廚房裏的血跡倒是都收拾幹淨了，但灑在地毯上的卻是怎麼擦也擦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