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當天夜裏到過葡萄藤酒館？”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記得。”
“可在這個本子上，你寫得清清楚楚。”
“那隻是我的小說。”
“從這裏麵看，你很了解那個酒館。”
“因為我去了一趟，在我的朋友被殺後我想去看看。”
“隻是這麼簡單嗎？讓我來設想一下：你是個酒鬼、同性戀，你幾乎每天去那個酒館酗酒。你說你什麼都不記得，也許是你說謊，但也許是真的，因為你爛醉之後回家，第二天醒來你就不記得前一天晚上的事。我們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你殺死了你的朋友，也可能是你的戀人。”
“你比我會寫小說，不過這樣的情節很惡俗。我再說一遍，那個本子上寫的隻是小說，虛構的，你明白嗎？是一種可能性。隻不過我用第一人稱，但那個‘我’絕對不是我。如果你認為我在小說裏可以殺死一個人，那你盡管判我有罪。”
警察和我對視了相當長的時間。“那麼之後呢，你在拐角處停下來之後？”他問。
“我還沒有想到。”。
“之後你殺死了他，對不對？”
我看了他一眼，他說：“我是說在小說裏。”
“也許是我，也許是你們抓到的那個人，也許是別人。這些都還在我的構想中。”
警察沉默不語了，他似乎在冥思苦想，又似乎隻是陷於某種空虛。
他終於說：“其實凶手已經認罪了，交待了幾乎所有的作案細節。我們也不認為是你幹的。”
“既然這樣，我可以走了？”
“是的，暫時是這樣。”警察拿手梳了梳頭發。
“請把小說還給我。”我向他伸出手。
之後我一直走在街上，試圖回憶五月十九日夜裏在拐過街角之後所發生的事情，而唯一清晰的印象是照在石頭房子上的月光。我的朋友說要寫“人的困境”，而或者他正用死亡和遺忘使我成了一個困境中的、靠牆而立的、等待的影子。遺忘讓時間凝滯不流，而我不過還停留在那個岔路口的街角。之後我一直走在街上，疑惑著是自己殺死了他還是他操縱了我和那個所謂的凶手，使我們成為他遊戲中茫然的棋子。之後我一直走在街上，而在記憶、時間和死亡的思索之間，我漸漸感受不到現實的重量。
2003年7月於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