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統一領導，統盤籌劃，統一步調，相互配合，有計劃有組織地貫徹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製、改造政策是很不夠的。一年來，市委如何貫徹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製、改造政策沒有很好統盤籌劃，缺乏全麵的長期的打算。紅五月雖然統一組織了一次集中的鬥爭，但還是作為一個突擊性的運動來搞的，以後抓住了公私合營擴展工作與對綢布業的改造，對其他私營工商業的安排與調整缺乏必要的統盤打算與部署。統戰部忙於公私合營等方麵的具體工作，沒有很好協助市委考慮，起助手參謀作用。因此，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統一的領導與計劃，不能把國營經濟領導、人民政府管理與工人群眾的監督密切結合起來。對協商委員會組織運用也不夠，沒有很好運用可以利用的社會力量。相反，各部門各搞各的，互不配合，甚至互相抵消力量，影響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製、改造政策的全麵的有效的貫徹。
第三、在掌握政策上也存在不少缺點與問題。（一）抓住了重要的大型工業的生產與改造，對生產不正常的中小業的改造與安排重視研究不夠，如目前機器翻砂業已有一半工廠、1000多工人處於半停工狀態，拖欠工資5億元以上，引起職工不滿，政治影響也很不好。（二）對加工訂貨、工繳政策缺乏認真研究與具體領導，例如：如何通過加工訂貨，發揮對私營工業的改造與監督問題，一直沒有研究。加工工繳偏高偏低的情形很嚴重（如棉紡織，油餅），也沒有認真組織調查研究，切實解決。（三）商業上“踏步”未踏住，對私營商業統一安排做得不夠，對已改造的商店如何抓緊改革經營管理，維持下來也做得不夠。（四）對私營企業的財務情況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也未能采取適當的具體措施加以監督。許多私營企業的生產與行政開支上的浪費很大，使企業資金周轉發生困難，甚至影響生產和企業的維持，對降低成本為國家積累資金方麵造成許多被動。（五）對“四馬分肥”政策缺乏研究，沒有認真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措施，根據不同情況加以貫徹。
第四、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以後，必須穩步地進行進一步改革改造工作，逐步改革舊的經營管理製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
（一）必須有計劃地及時派幹部下去，通過增產節約委員會進行工作，既便於實行公私合營，也有利於合營後的進一步改革、改造工作。（二）合營以後應通過製訂與貫徹生產計劃，有目的發動職工揭發舊企業在經營方針、管理組織、製度與方法上的主要問題，抓住關鍵，逐步解決，使之有利於生產的發展與提高。（三）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必須重視抓緊進行。必須克服幹部中怕麻煩，認為有了資本家反而“礙手礙腳”等思想問題，要在政治上提高警惕，思想上劃清界限，而在生產上大膽使用，真正做到有職有權，在生產中逐步進行改造。否則，不僅使我們在政治上被動，而且對改造企業、搞好生產也是不利的。
三、對敵鬥爭：
一年來，對敵鬥爭更加隱蔽、更加複雜、更加尖銳：（一）美蔣特務間諜活動方麵，解放前後從無錫逃亡海外的堅決反革命命子中，不少人在香港參加了特務組織，積極策劃對無錫市的“派遣”。一般是在失業工人、失學青年和資產階級的親屬中物色對象，施行短期訓練，以要求“參加祖國經濟建設”為名申請回國；從已發現和破獲的敵特派遣活動來看，其重要特點，是積極向我內部滲入，而又以工廠、企業、部門、學校為主要方向；他們主要活動是搜集軍事、政治情報和首長動態，但也進行“策反”和“敵後建黨”等陰謀活動；他們破壞活動的重點是工業生產；他們一般的活動方式是針對我中心工作和各項重大政策措施，造謠言，寫反動標語，以挑撥離間，騷擾人心。（二）五方麵反革命分子還沒有完全肅清，學校、醫院、工廠企業的清理工作方麵還存在不少問題。社會上也還有大量的反革命社會基礎，如敵偽軍政人員、地主階級分子、刑滿釋放的反革命分子、受到懲處的反革命分子家屬以及流氓、慣竊、慣盜、娼妓等，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對我心懷仇恨，堅持反動立場，伺機進行破壞活動。一部分殘餘反革命分子已混入我內部，甚至已經鑽到青年團和共產黨內部來。一年來工廠企業中已查明的政治破壞事故及嫌疑破壞事故的就有23起，反動標語共發現226起；一部分則參加盜竊集團流竄各地，擾亂社會治安，專以合作社、公司、工廠等公共財富為作案對象，此外，也曾發現反動道首挖掘地洞，潛藏地下，繼續進行串線複道活動。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特務間諜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的現成力量，一有機會他們就會互相勾結起來進行破壞。（三）資產階級分子中政治情況極為複雜，其中不少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除在經濟上進行破壞外，在政治上的活動已發現的有三個方麵：利用私人工廠企業安插私人掩護敵人活動；挑撥政府與工人的關係；在海外尋找後路。在郊區不法富農的活動，主要是破壞統購統銷和互助合作，拉攏腐蝕幹部，企圖篡奪領導權，散布謠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