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B類詞的意義非常隱晦，沒有精通這種語言的人幾乎看不懂。例如，《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中有這樣一句典型的句子：“老思想者非腹感英社”。如果用舊話以最簡短的形式翻譯過來，它的意思是：“那些思想在革命以前形成的人無法充分地從感情上理解英國社會主義的原則。”但是這個翻譯還不夠充分。首先，想要充分理解上麵引用的那句新話句子的含義，你必須清楚“英社”指的是什麼。此外，隻有徹底紮根於英社的人才能充分體會“腹感”這個詞的力度，其中隱含著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一種盲目的熱情的接受；“老思想”也是如此，這個詞總是與邪惡和墮落牢牢地聯係在一起。某些新話的詞——如“老思想”——的特殊功能與其說是表達意義，還不如說是消滅意義。這些詞必然為數很少，它們的意義不斷擴展，直到每個詞都包含了一整套意義，當這些意義被一個綜合的詞概括時，這些意義也被抹去，繼而遺忘了。新話詞典的編纂者麵臨的最大困難不是創造新詞，而是一旦創造出這些詞以後，如何確定它們的含義：也就是說，如何確定哪些詞將因為它們的存在而取消。
正如我們在討論free這個詞時見到的那樣，一些曾經具有異端含義的詞出於方便起見還會保留，但是它們帶有的那些不妥當的意義必須清除。而無數其他的詞將不再存在，比如“榮譽”、“正義”、“道德”、“國際主義”、“民主”、“科學”和“宗教”。幾個通用的詞已經把它們概括了，同時也將它們都作廢了。例如，所有與自由和平等有關的詞都被概括為“思想犯罪”，而所有與客觀和理性有關的詞都被概括為“老思想”。進一步的確切是危險的。黨員應當具有與古代希伯來人相似的世界觀，古代希伯來人不明就裏地認為其他所有國家崇拜的都是“假神”。他們不需要知道那些神是叫太陽神、奧西裏斯、摩洛神、阿什托雷斯還是什麼別的名字，也許知道得越少越容易保持思想的正統。他們知道耶和華和耶和華的戒律，因此，擁有別的名字和特征的神都是假神。同樣，黨員知道什麼是正當的行為，也知道有哪些出軌的可能，但是對後者的了解極為含糊籠統。例如，性生活完全由兩個新話的詞來調節：“性犯罪”，也就是不道德的性行為，和“好性”，也就是貞潔。“性犯罪”涵蓋了所有性方麵的不端行為。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戀，以及其他變態行為，此外，也包括夫妻之間正常的為了取得快感而進行的性交。沒有必要將這些行為一一列舉出來，因為它們都是有罪的，而且原則上可以判死罪。在C類科技詞彙中，也許有必要給某些性畸變特定的名稱，但是普通人不需要那些詞。他知道“好性”指的是什麼——也就是夫妻之間為了生育而進行的正常的性行為，女方沒有任何生理快感，其餘都是“性犯罪”。在新話中，不太可能進一步考慮異端思想，除了知道那是一個異端，進一步思考所需要的詞彙根本不存在。
沒有一個B類詞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有很多委婉語。比如“快樂營”，其實是勞改營，或者“和部”，也就是和平部，其實是戰爭部，這些詞的實際意義幾乎與表麵意義完全相反。然而，有些詞卻表現出了對大洋國社會實質的坦率的理解和鄙視。有一個詞叫“無產者食料”，指的是黨向大眾提供的垃圾娛樂和虛假新聞。還有一些詞模棱兩可，用在黨的身上是褒義詞，用在敵人身上是貶義詞。此外，還有很多詞表麵上看來隻是縮寫形式，它們的意識形態色彩不是來自意義，而是來自結構。
隻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任何政治意義的詞都屬於B類詞。每一個組織、團體、學說、國家、機構或者公共建築的名稱都無一例外地縮減到相似的形式，也就是，一個既保留原有詞根又便於發音的音節最少的單詞。例如，在真理部，溫斯頓工作的記錄處稱為“記處”，小說處稱為“說處”，電視處稱為“電處”等等。這樣做不僅是為了節省時間。早在二十世紀初，縮略詞和短語已經成為政治話語的一大特征；人們注意到，使用縮略語的趨勢在極權主義國家和組織中最為明顯。這樣的例子有：“納粹”、“蓋世太保”、“共產國際”、“洲際報業”、“鼓動宣傳”。最初這種做法隻是本能地被采用，但是新話有意識地使用它。人們感到在使用縮略詞時，由於大多數原來附著在這個詞上的聯想被砍掉了，詞意受到了限製而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比如，“國際共產主義者聯合會”這個名稱讓人想起一幅全世界人民親如兄弟的畫麵，畫麵上有紅旗、街壘、卡爾·馬克思和巴黎公社。而“共產國際”這個詞卻隻是讓人想起一個嚴密的組織和一套嚴謹的學說。它所指的東西幾乎像一把椅子和一張桌子一樣容易識別，而且用途有限。說起“共產國際”這個詞幾乎可以不經過大腦，而說起“國際共產主義者聯合會”這個短語，人們至少要遲疑片刻。同樣，“真部”這個詞引起的聯想比“真理部”少，也更容易控製。這不僅解釋了人們為什麼習慣性地盡量使用縮略語，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簡化每一個詞的發音會受到如此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