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釣台下來，回到嚴先生的祠堂——記得這是洪楊以後嚴州知府戴槃重建的祠堂——西院裏飽啖了一頓酒肉，我覺得有點酩酊微醉了。手拿著以火柴柄製成的牙簽，走到東麵供著嚴先生神像的龕前，向四麵的破壁上一看，翠墨淋漓，題在那裏的，竟多是些俗而不雅的過路高官的手筆。最後到了南麵的一塊白牆頭上，在離屋簷不遠的一角高處，卻看到了我們的一位新近去世的同鄉夏靈峰先生的四句似邵堯夫而又略帶感慨的詩句。夏靈峰先生雖則隻知祟古，不善處今，但是五十年來，像他那樣的頑固自尊的亡清遺老，也的確是沒有第二個人。比較起現在的那些官迷的南滿尚書和東洋宦婢來，他的經術言行，姑且不必去論它，就是以骨頭來稱稱，我想也要比什麼羅三郎鄭太郎輩，重到好幾百倍。慕賢的心一動，醺人的臭技自然是難熬了，堆起了幾張桌椅，借得了一枝破筆，我也在高牆上在夏靈峰先生的腳後放上了一個陳屁，就是在船艙的夢裏，也曾微吟過的那一首歪詩。
從牆頭上跳將下來，又向龕前天井去走了一圈，覺得酒後的喉嚨，有點渴癢了，所以就又走回到了西院，靜坐著喝了兩碗清茶。在這四大無聲，隻聽見我自己的啾啾喝水的舌音衝擊到那座破院的敗壁上去的寂靜中間，同驚雷似地一響，院後的竹園裏卻忽而飛出了一聲閑長而又有節奏似的雞啼的聲來。同時在門外麵歇著的船家，也走進了院門，高聲的對我說：
“先生，我們回去罷，已經是吃點心的時候了，你不聽見那隻雞在後山啼麼？我們回去罷！”
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寫
半日的遊程
去年有一天秋晴的午後，我因為天氣實在好不過，所以就擱下了當時正在趕著寫的一篇短篇的筆，從湖上坐汽車馳上了江幹。在兒時習熟的海月橋、花牌樓等處閑走了一陣，看看青天，看看江岸，覺得一個人有點寂寞起來了，索性就朝西的直上，一口氣便走到了二十幾年前曾在那裏度過半年學生生活的之江大學的山中。二十年的時間的印跡，居然處處都顯示了麵形：從前的一片荒山，幾條泥路，與夫亂石幽溪，草房藩溷，現在都看不見了。尤其要使人感覺到我老何堪的，是在山道兩旁的那一排青青的不凋冬樹；當時隻同豆苗似的幾根小小的樹秧，現在竟長成了可以遮蔽風雨，可以掩障烈日的長林。不消說，山腰的平處，這裏那裏，一所所的輕巧而經濟的住宅，也添造了許多；像在畫裏似的附近山川的大致，雖仍依陽，但校址的周圍，變化卻竟簇生了不少。第一，從前在大禮堂前的那一絲空地，本來是下臨絕穀的半邊山道，現在卻已將麵前的深穀填平，變成了一大球場。大禮堂西北的略高之處，本來是有幾枝被朔風摧折得彎腰屈背的老樹孤立在那裏的，現在卻建築起了三層的圖書文庫了。二十年的歲月！三千六百日的兩倍的七千二百的日子！以這一短短的時節，來比起天地的悠長來，原不過是像白駒的過隙，但是時間的威力，究竟是絕對的暴君，曾日月之幾何，我這一個本在這些荒山野徑裏馳騁過的毛頭小子，現在也竟垂垂老了。
一路上走著看著，又微微地歎著，自山的腳下，走上中腰，我竟費去了三十來分鍾的時刻。半山裏是一排教員的住宅，我的此來，原因為在湖上在江幹孤獨得怕了，想來找一位既是同鄉，又是同學，而自美國回來之後就在這母校裏服務的胡君，和他來談談過去，賞賞清秋，並且也可以由他這裏來探到一點故鄉的消息的。
兩個人本來是上下年紀的小學校的同學，雖然在這二十幾年中見麵的機會不多，但或當暑假，或在異鄉，偶爾遇著的時候，卻也有一段不能自已的柔情，油然會生起在各個的胸中。我的這一回的突然的襲擊，原也不過是想使他驚駭一下，用以加增加增親熱的效力的企圖；升堂一見，他果然是被我駭倒了。
“哦！真難得！你是幾時上杭州來的？”他驚笑著問我。
“來了已經多日了，我因為想靜靜兒的寫一點東西，所以朋友們都還沒有去看過。今天實在天氣太好了，在家裏坐不住，因而一口氣就跑到了這裏。”
“好極！好極！我也正在打算出去走走，就同你一道上溪口去吃茶去罷，沿錢塘江到溪口去的一路的風景，實在是不錯！”
沿溪入穀，在風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田塍道上，二人慢慢地走著，談著，走到九溪十八澗的口上的時候，太陽已經斜到了去山不過丈來高的地位了。在溪房的石條上坐落，等茶莊裏的老翁去起茶煮水的中間，向青翠還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裏不知怎麼，竟充滿了一股說不出的颯爽的清氣。兩人在路上，說話原已經說得很多了，所以一到茶莊，都不想再說下去，隻瞪目坐著，在看四周的山和腳下的水，忽而噓朔朔朔的一聲，在半天裏，晴空中一隻飛鷹，像霹靂似的叫過了，兩山的回音，更繚繞地震動了許多時。我們兩人頭也不仰起來，隻豎起耳朵，在靜聽著這鷹聲的響過。回響過後，兩人不期而遇的將視線湊集了攏來，更同時破顏發了一臉微笑，也同時不謀而合的叫了出來說：
“真靜啊！”
“真靜啊！”
等老翁將一壺茶搬來，也在我們邊上的石條上坐下，和我們攀談了幾句之後，我才開始問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