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隻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麵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裏——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裏。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鍾。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麵，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裏長著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裏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裏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隻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胡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裏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隻有一方硯瓦，上麵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發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麵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製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後麵西三條的小房子裏，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裏，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製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裏。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裏，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曆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裏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裏的。這一所大房子，係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裏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