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終歸靠自己
方方
很不習慣寫這一類的文字，每逢輪到非寫這些字不可的時候，就仿佛智商都沒了。腦子裏茫茫然一片空白，心說，讀者讀小說就行了，知道這些幹什麼呢？由此也就羨慕一些言辭機智或刻薄的人，用很俏皮的一句話，將這些非寫不可的東西化解而去。但我卻不能，何鎮邦先生在電話裏的聲音熱情誠懇，使我這做晚輩的人有一種無法拒絕的感覺。想起十年前，何先生領著我們一行人在武夷山翻山越嶺、穿林過澗去山裏一戶人家買茶葉並用我們永遠也聽不懂的閩南話幫我們討價還價的事，心裏就有一種溫暖之感，然後覺得如果不寫這樣一篇文字，真就是太對不起何鎮邦先生了。茶葉雖然早已喝完，可茶的香味卻令人回味。
我想我從小就是個獨立性比較強的人，其實這也都是父母教出來的。比方我的父親，他從來的觀點都是一個人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別的什麼人都指望不上。自己若有本事，也沒必要去指望別人。父親說這些話時，正是“文革”期間，他自己雖然本事大得能通五國語言，可還是一天到晚寫檢查，抑或去農場什麼的放牛和種菜。所以我和我的兄長們私下裏都笑他“迂”。但笑歸笑，父親的話我卻是聽進去了的。少年人特別容易把聽進去的話當作自己生活的信條，然後將之作為一個目標去努力，尤其父親的話。
“文革”十年，幾乎沒有上什麼學，也沒有什麼事做，隻有在家找一些舊書閑書來讀，讀著讀著，就讀出一些興趣。有了興趣，便易偏科，一偏就對文學偏愛出許多。高中畢業後，當了工人，別無所長，隻有文學還可以無師自通，於是小心翼翼地開始寫一點東西。當然最先是寫詩，這是一個年齡病，到了一定年齡就一定想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寫著寫著，也就有了一點發表欲，雖然那時沒有稿費，發表作品也就是送一個筆記本，所有的好處就是你的同事和你的領導對你另眼相看。隻是我所在的那個裝卸站領導不讀詩，覺得你有些文化，可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在那裏發揮出的最大才能一是一人辦一大版牆報，從寫稿到抄字到配圖，全都是我一個人幹；二是替人寫大字報。記得有一次寫過一張名為“打架事件的來龍去脈”的大字報，被公司宣傳科的人看到了，沒說事件本身，卻大讚大字報寫得好，後來便常讓我去公司裏寫文章。
1978年，考大學時，本想考理科，可是臨考時發現自己除了文學，其他都不太行。最終還是改了考文科。這樣就進了武漢大學中文係，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轉折。沒有大學四年的學習，我想我現在也已經下崗了，有可能在街上擺攤小賣，也有可能拚命寫作，吃盡千般苦，看夠萬隻白眼，然後成了一個自由撰稿人。但大學生活卻改變了我的命運。
其實大學畢業後，走向社會的我又能做什麼呢？想來想去，心知自己還是一個百無一用的人，隻有寫寫文章可能還能使自己變得有用一些。於是便寫作，把少年時期的興趣和熱愛變成了一種謀生的“本事”，以便使這樣一個無用之人能在這個社會有立足之地，使一個生活窘迫之人手上有一點可以養活自己和母親的錢，最初的寫作動機不外乎如此。
仿佛就是這樣，漸漸地進入了文學圈內，漸漸地有了自己的一些讀者，漸漸地越寫越有一種興味無窮之感，寫作由物質需要變成精神需要，又變成了一種生理的需要：一旦停筆不寫，過不多久，便有一種渾身不自在的感覺。這樣就一直寫了下去，寫成了別人眼裏的作家。在別人的認同中，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個作家了。事情就是這樣一個簡單而又自然的發展軌跡。
現在來回想父親早年說過的話：一個人最終要靠自己。而我除了一支筆（現在應該說一台電腦）外，還有什麼可以靠得住呢？於是也隻能一直寫下去，盡自己的努力寫出一些好作品來，為了興趣和熱愛，也為身體和生活，在成全我自己的同時，也滿足了那些喜歡我作品的讀者——他們是我從內心裏一直感謝不已的人。
2.嘯聲中的風景——與方方對話
陳應鬆
14歲女孩的風景
大約是1969年的某一天，方方(當時叫汪芳)隨同母親去漢口的“河南棚子”看望一位朋友。母親的朋友在市衛生局，衛生局宿舍是座樓房，樓房孤零零地蹲在低矮、破舊的“河南棚子”中間。這位14歲的女孩當時一個人走在“河南棚子”空無一人的鐵軌上。鐵路從這兒一穿而過，她踏著枕木，在灰色的天空下，她的心就像這片風景，淒涼而寂寞。而這時，她聽見遠處傳來的尖銳呼嘯的火車汽笛聲。撕心裂肺的汽笛像一支巨大的利箭飛馳而來，又像凶肆的洪水漫漶到破舊的“河南棚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十八年後，這種恐怖的、嘈雜的嘯聲出現在方方的成名作《風景》之中，這篇小說從頭至尾充滿了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噪聲的感覺——它啃噬著人的神經，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讀者一起統統放在這種嘯聲裏，讓人的靈魂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