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古典詩詞發展的重要時代。詩詞繼承了唐宋詩詞的傳統，詩人眾多，作品豐富，遠遠超過元、明兩代。自清初開始，廣西一直是與清廷鬥爭的戰場，先是南明堅持十餘年的反清鬥爭，中經太平天國革命、大成國創建，再至1907年鎮南關起義，直到辛亥革命，反清鬥爭從未停止。而清政府為了維護其統治，一再對廣西各族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屠殺，使廣西地區的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不過，經濟凋敝對統治者也是不利的，因此清廷在政局相對穩定時期也曾獎勵耕作，發展生產。經濟的發展使上中層人士有餘力來興辦教育，從而使廣西在教育方麵能夠基本上與其他地區保持同步。廣西詩壇在全國大環境的影響下，從乾隆盛世開始，無論是詩人的輩出，還是詩詞的創作都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首先崛起的是得到袁枚獎掖的布衣詩人朱依真以及確立廣西詩歌地位的張鵬展。道、鹹年間，產生了以呂璜為首的“嶺西五大家”、“杉湖十子”。稍後，“晚清四大家”中的桂林王鵬運和況周頤又蜚聲海內，以他倆為首的臨桂詞派，雖然沒有當年浙派、常州派那樣高的聲望，但在中國詞史上也有其地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龍啟瑞作為“嶺西五大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不僅在古文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麵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在道、鹹時期的詩壇也占有一席之地，堪稱粵西大家。《浣月山房詩集》是他的詩歌作品集，於光緒四年（1878）在北京刻成，此時龍啟瑞已去世二十年。原詩集分內集、外集、別集，共收詩五百七十二首。所收詩歌，最早的創作於1833年，即龍啟瑞十九歲時；最晚寫於1856年，即逝世前兩年。
1．思想內容
早在南齊末（5世紀末），劉勰曾言簡意賅地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的確，清代的“歌謠文理”，也是“與世推移”的。大較言之，可分三期，即從清兵入關到統一神州，詩人多故國之思；從康熙盛世到乾隆盛世，由於政權鞏固，文網甚嚴，詩人雖多，但是無論講究格調、肌理還是標舉神韻、性靈，都較少幹預生活的力作。然而從道、鹹到光、宣年代，由於國運衰頹，內外交困，詩人蒿目時艱，遂多憤世哀時之音、愛國圖強之誌。
龍啟瑞正是生逢末世、滿懷憂患意識的作家，無怪其詩頗多憤世嫉俗、針砭時弊之作。例如，《少年行》借古題寫今事，這樣來刻畫因祖蔭而擁有特權的八旗子弟驕奢淫逸、橫行無忌的醜態：“長安二月桃李新，紫裘駿馬驕青春。不知官寺在何等，亦擁繡幰乘朱輪。道旁瞻望無所措，意氣高於十丈塵。薄暮入酒樓，連聲喚供具。酒家驚怖不敢前，似笑欲言更瞻顧。博得今朝一醉歸，明日索錢府中去。”眾所周知，古典詩歌講究“以少總多”、“意在言外”，所以這首詩雖然隻寫了一夥貴家惡少的敗德敗行，可是當時明眼人都不難由此聯想到曾經是清朝定鼎主要支柱的八旗貴族如今已腐敗透頂，如果不鹹與維新，那麼非徹底垮台不可！同樣，《舟人行》把鏡頭從“水澌澌，石齒齒，江上寒風吹墮指”這個大遠景突然推向“舟人負纜效蛇行，短衣四挽雪沒趾。冬來水落複逆流，日行不及三十裏”和“舟中狐裘誰家子，清酒一壺膾雙鯉。鎮日金爐獸炭紅，苦寒不到蓬窗裏。薄暮維舟作晚餐，猶恨行遲嗔不已。大呼催迫舟人起，起來風勁篙無力”這兩組苦樂懸絕的中、近景，視角似乎縮小了許多，可是稍有聯想力和正義感的讀者不難由此聯想起自己耳聞目睹的一些窮富懸殊的社會現象，從而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損有餘而補不足”等哲言有更親切的理解。此外，龍啟瑞在宦遊途中目睹水利失修的地區抗旱時“老農踏車汗流血”，抗洪時卻“黃流泛浸溢畦畎”，於是情不自禁地呼籲上蒼“要與赤子蘇殘喘”（《廬州》）；目睹田家幸逢豐收年景，可是“聞道豐年穀價低，一升減卻昔年半”，當即感同身受地為“清晨入市肩盈擔”、“晚市依然負米歸”（《田家詞》）的農民擔憂發愁。像這樣生動而深刻地反映農民旱亦苦、澇亦苦、豐收之年亦愁苦的詩篇，在集中相當多，如果稱之為古典詩歌的“民主性精華”，大概不算過譽吧！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龍啟瑞作為封建末世的“名宦”，其仁政、愛民思想與忠君、愛國思想是渾融一體、難解難分的，所以當他的詩歌涉及太平天國運動這個重大政治事件時，他的思想感情就顯得非常複雜。例如他在敘事、抒情與議論三結合的《紀事》詩中，一方麵因為站在清朝“臣仆”的立場，不免隨聲附和，貶斥高舉反清旗幟的太平軍為“奸民”、“群醜”；可是另一方麵，又因受到孔子名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和白居易鼓吹的作家應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為己任的思想的影響，不肯歪曲事實，粉飾太平，而要“試將董狐筆，托為萋斐章。事實詞不隱，來者鑒為常”。因此他能夠直率地指出太平軍之所以能夠星火燎原的重要原因，一是官場腐敗不堪，各地普遍存在“州縣營其私，剝削資逢迎”的現象，所以不能防微杜漸；二是當星火開始蔓延時，奉旨到廣西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向榮和烏蘭泰都是“文無三麵仁，武乏七擒剛”、“德量慚子儀，雄略非武襄”的庸才，他們偏偏狂妄自大，互相猜忌，結果初戰“喪師”，再戰“大衄”，竟至“將卒自顛隕，血肉盈溝坑”，落得向帥遁逃、烏帥喪命的下場。雖然，他“語質不顧怨”地把“王師”敗績如實記錄下來的主觀意圖是“嗟爾在位者，覆轍鑒毋忘”，可是客觀上畢竟為後人了解那段曆史提供了一份生動的資料。又如，蘇三娘是太平天國的一位女將領，從廣西起義到進軍江南的鬥爭中，她驍勇善戰，屢建奇功。龍啟瑞賦詩《蘇三娘行》雲：
城頭鼓角聲琅琅，牙卒林立旌旗張。東家西家走且僵，路人爭看蘇三娘。靈山女兒好身手，十載賊中稱健婦。猩紅當眾受官緋，縞素為夫斷仇首。兩臂曾經百戰餘，一槍不落千人後。名聞軍府盡招邀，馳馬呼曹意氣豪。五百健兒聽驅遣，萬千狐鼠紛藏逃。歸來洗刀忽謾罵，愧彼屍位高官高。君不見荀鬆之女劉遐妻，救父援夫名與齊。又不見譙國夫人平陽主，閫外軍中開幕府。汝今身世胡紛紛，盡日乃與豺虎群。不然倘作秦外吹箎婢，尚有哀怨留羌人。徵側徵貳交趾之女子，送與矍鑠成奇勳。汝今落拓乃如此，肝膽依人竟誰是？草間捕捉何時休，功狗功人無一似。記曾牙纛起邊營，專閫聲名讓老兵。書生顏麵已巾幗，況令此輩誇崢嶸。汝今何怪笑折齒，疆事向少男兒撐。道旁回車遠相避，吾倘見汝顏應赬。
龍啟瑞創作此詩或許是有感於清朝政府缺乏精明能幹的官吏，在詩中，雖用了“賊”字表明立場，但比較客觀地刻畫了蘇三娘這位與自己階級立場對立的太平天國女中豪傑的形象，欽佩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來。此外，龍啟瑞在《壽陽師相出示江天極目圖》詩中提到“癸醜二月金陵事（指太平軍攻克南京事），未解人謀殆天意。疆臣見賊即驚奔，上遊雄關真坐棄！……平時口舌賣神通，臨事幹戈等兒戲”和《感憤》詩中提到“疆臣誤泄遝，俗吏托拘謹。蹉跎失不治，遂用及顛隕。斧柯不我假，旁睨心愈憤”等，也都真實地反映了晚清封疆大臣的腐敗無能。
在這類感慨時事的詩歌中，最複雜的是五古《傷亂》。這首詩比較長，其主要內容是：
人生亂離世……其情實可憐。虎狼踞人屋，竄身岩穴間。蹤跡覓輒得，號泣聲相連。慈母失愛子，老父尋幼孫。日暮倚高崖，遙望焚何村？仰天唯涕零，難對官府言……日出望裏閭，所至無炊煙。共言賊徒散，始複還家門。牛豕肉狼籍，雞犬無一存。犁我田中禾，發我窨中錢。生計一以失，性命如倒懸。……帝閽高九重，視汝不得援。司牧求芻盡，袖手停其鞭。我亦州民耳，去汝一寸間。感歎作變風，因心以成篇。夜聞寒雨聲，躑躅安得眠。
這裏說的“變風”，語本《毛詩序》：“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政異，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也就是說：時世動亂，政乖民困，於是詩歌的基調不免隨著世情的變化而變得哀傷、怨憤。具體地說，這首詩哀傷、怨憤之情因對象不同而表現各異：首先，他簡直是以淚和墨，用不少篇幅對走投無路、哭訴無門的難民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其次，對高高在上、既昏且聵的君主雖然不敢正麵批評，可是通過“帝閽高九重，視汝不得援”二句，畢竟忍不住運用微言托諷的方式反映了當地的民怨。至於“司牧”二句，對象是“剝削資奉迎”、直到“芻盡”才“停鞭”的貪官酷吏，他就直言無忌，語中帶刺，一點麵子也不給了。然而從“虎狼踞人屋”到“犁我田中禾，發我窨中錢”那段文字也說明他恨揭竿起義的太平軍顯然甚於那些誤國殃民的貪官酷吏。尋根溯源，這當然與他的立場、職分有密切的關係。有待辨析的，隻是“犁禾”、“發窨”雲雲，究竟是不是事實？如果純屬誣蔑不實之辭，那麼這首詩就不配稱為“變風變雅”型的文學作品，而隻是押了韻的反動宣傳。如果在太平天國運動大潮中，確確實實混雜有“少數不良分子”或者“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的“遊民無產者”，那麼在起義軍尚未製定或尚未貫徹嚴明的紀律時，發生一些無紀律、傷民心的事件恐怕是難以避免的。毋庸諱言，一旦發生這類事件，不僅給無辜受害者帶來程度不等的災難，而且給起義軍的威望帶來嚴重的負麵影響。因此愚見以為，如果真的不幸發生過“犁禾”、“發窨”之類破壞性事件，那麼一要反對以偏概全，斷言洪、楊革命是“紅羊之劫”而全盤否定；二要反對諱疾忌醫，甚至要諄諄告誡後來的革命者務必加強紀律性，以免傷民心，招民怨。質諸高明，不知以為然否？
龍啟瑞的詩歌，題材很廣泛。除上述與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內容外，還有不少寫景詠物詩。這位熱愛祖國、熱愛大自然的詩人一生走南闖北，飽覽祖國的大好山河，因而在“情以物興”、“物以情觀”、“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的心態下，創作過一批情景交融、韻味雋永的好詩。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詩人被派往廣東任鄉試副考官時寫的七律《三水縣》：
南彙三江翠嶂連，浮家初見疍人船。寒流夜漲潮通海，急雨秋來霧滿天。林際酒香椰子熟，嶺頭日落荔枝然。西來已飲吾鄉水，欲見雙魚何處邊。
首聯點出西江、北江、綏江三水彙流的“三水縣”不僅山清水秀，令人心曠神怡，而且疍民以船為家、浮水成村也使初入水鄉者倍感新奇。頷聯和頸聯則以敏捷的觸角，抓住秋夜、急雨、寒流、漲潮、大海、迷霧和椰子熟透、林際酒香、嶺頭落霞、紅荔似火等最具典型性的事物，進一步渲染水鄉的特色和特產。尾聯則點明作者家住西江頭，宦遊西江尾，不由想起家中人，欲寄家書去（按“雙魚”用漢樂府《飲馬長城窟》的典故，作“書信”的代稱）。至於家書的內容，從前六句的意境看，當是在訴說思鄉、懷人之餘，側重介紹山川秀麗、物產豐饒的三水縣有景可賞、有酒可斟，所以雖在異鄉，並不孤苦難堪，親友們盡可寬心。應該說，這首詩中有畫、情餘言外的律詩，即使置於曆代名家的風景詩廊中也毫不遜色。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龍啟瑞調任湖北學政時寫的《漢沔間雜詠》之七：“晚風初起雨雲低，帆影分紅落照西。近水小魚迎月上，投林飛鳥傍煙棲。”這首七絕不像《三水縣》那樣突出新、奇的地方特色，而隻是把視學漢、沔途中所見的自然景色繪成一幅“有聲畫”，借此表現暫時擺脫冗繁公務的詩人在澄懷味象時才體驗到的審美情趣。其意境清幽、恬靜而又生意盎然，頗有王維《輞川集》中那些小詩的韻味。至於他的五律《春日訪友人村居》：“花外暖煙橫，尋花曉出城。君家居栗裏，幾日看春耕。不識郊原路，惟聞雞犬聲。林間見衡宇，握手笑相迎。”由尋春花、看春耕寫到郊原覓路、訪問友人，始終不用典故，不事雕琢，卻把郊原之美和不忘故交之情寫活了。作者儒雅、淳樸的個性，不僅表現在他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中進士、點狀元、入翰林以及出任學政之後還能同仕途蹇滯、棲身衡門的友人保持深摯的情誼，而且表現在他視學途中，對素不相識的村夫野老也很友好、很尊重。例如《黃陂道中作》這組五律裏，或雲“隔裏逢村落，橋西得幾家。……便邀老農語，攜手看桑麻”；或雲“野老依山住，風塵不到門。……田家風景好，不敢傲華軒”。這樣的詩句，如果不是出身“本寒素，稼穡知髫齔”（《感憤》），而且居官不忘本、深知“民為貴”的人，顯然是寫不出來的。
當然，言為心聲，書為心畫，“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因此龍啟瑞的個性，不僅在抒情詩、敘事詩、寫景詩中得到充分的表現，而且在側重議論的論詩詩、勸學詩中也有所反映。例如：“文章雖末藝，貴與性情俱。真性苟一漓，千言亦為虛。”（《古詩五首》之二）“古人有真詩，字字見心血。著紙成丹砂，精氣不可滅。”（《賈浪仙祭詩圖為王少鶴同年題》）“便得千篇也算癡，且將老大當兒時。無能鬥捷頻拈韻，幸未因人強作詩。窄徑把牢防逸足，堅金錘碎肯留皮？廿年心血分明在，獨望千秋有所思。”（《除夕理二十年來詩稿感賦》）以上所舉雖然隻有16句，可是足以說明龍啟瑞的詩學觀一貫以“真性情”為靈魂。因為他是很重視曆史經驗的學者型詩人，深知隻有發揚周《詩》楚《騷》和《古詩十九首》的優良傳統，在寫“真”的基礎上才能出新、傳神，感染別人。否則，僅僅為了沽名釣譽、鬥捷逞能而“苟馳誇飾”、“為文造情”，甚至強笑佯哀，“真宰弗存”，那就隻能生產一些偽劣產品，而難以生產名副其實的藝術作品。這個詩學觀雖說是“古人”傳下來的，而不是他首倡，但他能夠身體力行，並且堅持以此衡文論詩，這與他為人淳厚、樸實無疑是有密切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