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微微一笑說：“我是說，想象力就是它們的翅膀，心靈的翅膀，插上了翅膀，它們就可以自由飛翔了。”
我若有所思。真神，她這一番虛無縹緲的話還真讓我好像插上了翅膀。
幾個月後，春天來臨，柳綠花紅。
我壓抑已久的“事業心”也像春風裏的野草般瘋長，每天忙得不亦樂乎。我的“銷售團隊”已經從四個人搖身一變成了八個人，初具“規模”了。我的頭銜自然去掉了“見習”二字，月薪自然也是六千元起，而且有不少提成。我還清了所有債務，抽空去考了汽車駕駛證，換了嶄新的手機，穿上不俗的品牌服裝。我的朋友圈子越來越大，我的業務範圍越來越廣。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等級理論”，我目前的需求層次從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求”來了個三級跳，一躍而成為對“尊重的需求”，而且隱隱然正在向最高層次“自我實現的需求”挺進。我的自尊心先是像一隻受到安撫的貓妥妥帖帖地蜷曲在溫暖的窩裏，之後這隻貓睡醒了不安於現狀，不時跳到屋頂巡視自己的地盤，儼然一位檢閱隊列的將軍。
我其實還是告誡過自己，我其實什麼也沒有變，我並不見得比幾個月前更聰明或者力氣更大一些，也沒有變得更高尚。不過這幾乎是所有“領導”的通病：張三當上了副科長，再不肯去擠公共汽車，這並非他真的胖得擠不上車門，而是覺得身份不同，再不願意去跟普通百姓的汗臭味混在一起。這叫“自大”。“自大”一詞之關鍵在於“自”，自以為之意也，本身並不見得“大”了多少。
高明的老板會盡量滿足你自認為的“高層次需求”，這比“低層次需求”的成本低多了。比如他要滿足你生理上的需求是要白花花的銀子的，遠不如拍拍你的肩膀說上幾句掏心掏肺的好話來得省事，而且部屬往往因此感恩戴德視為知己，何樂而不為？曆來偉人大多是這種“會用人”的高手，比如劉備之於趙子龍，比如宋江之於李逵，旁觀者很為李逵們憤憤不平，李逵們卻一邊任勞任怨一邊沾沾自喜，奈何？
鄭總當然沒有劉備和宋江的水平，我也並非趙子龍和李逵。“錢不是最重要的。”鄭總改了口頭禪，“要做正確的事，人隻要活著都在做事，隻有正確和不正確之分。”我當然知道他的把戲，然而我也忍不住“任勞任怨、沾沾自喜”。我“任勞任怨”是因為我現在是個大忙人，睡眠不足，早出晚歸，電話整天響個不停。培訓新人，拜訪客戶，計劃、組織、協調、指揮、控製、彙報、應酬都是我的日常工作，而我的信條偏偏又是“不要埋怨生活”，不任勞任怨還能怎麼樣？我“沾沾自喜”不僅是因為我現在自以為成了公司的棟梁，自以為公司有很多事都離不開我，而且因為洪安兒這段時間真的不再為我做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而我居然能夠得心應手應付眼前的事務，這證明我還是有一點實力的。
洪安兒現在準時上下班，很少再有什麼應酬，也不再過問我的公事。晚上我們看電影，我的手機突然響起，我隻好跑到過道上接聽。“什麼事？”回來的時候她問我，我說：“鄭總說有事讓我出去一趟，不管他了，我正陪著你這個大客戶呢，繼續看電影吧。”有一次我正和她在花前月下接吻，手機鈴聲又不識趣地響了，我隻好接聽，掛了電話我憤憤地說：“什麼雞毛蒜皮的屁事也來找我，也不看看是什麼時候。”她淡淡一笑說：“看來你真成了大忙人了。”
我和鄭總走得很近，越來越近，這是遊戲規則、自然規律，隻要你還想在這裏做，而且又有“高層次需求”，就必須、必然這麼做。這不免讓我不得不涉及他的私人生活。眾所周知，鄭總夜生活很豐富，幾乎夜夜笙歌。於是我晚上也忙了起來。最初是陪他晚上吃飯喝酒，後來是陪他第二場，當然，如果有第三場我是堅決不陪的。
一開始洪安兒好像也沒說什麼。數次之後，我醉醺醺滿身酒氣地回家，洪安兒問我：“喝這麼多幹嗎？哪有這麼多應酬？”我說：“工作應酬，今天推托不掉。”過兩天我又醉醺醺滿身酒氣地回家，洪安兒皺著眉頭問我：“今天又推托不掉？我要跟你們那個姓鄭的提意見了，怎麼越來越晚了？”
我幡然醒悟，覺得這樣對待洪安兒有點說不過去，況且我對這種無聊應酬越來越覺得厭煩。所謂應酬，無非就是各懷目的，各自施展權謀，戴著偽裝的麵具假惺惺地表達自己的真誠，否則喝酒稱不上“酒局”，吃飯稱不上“飯局”。所謂“局”者，“設局”之“局”也，俗稱“圈套”。有事沒事奔赴各種“圈套”，這不是我的本事，所以應酬對我來說是件累活，我越來越覺得厭煩。
我歉然說：“我也身不由己，這種飯局真沒意思，以後盡量不去了。安兒，你也不用跟他說什麼。”
收斂了幾天，我又不得不醉醺醺地回家。洪安兒臉色不豫，不過她還是耐著性子拿了拖鞋給我，幫我脫下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