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丁玲發表《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誌的一封信》的《文藝報》第四卷第七期上，還刊出了該報記者的《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此文一開頭就介紹，是“《文藝報》編輯部與電影局編導同誌們邀集了文藝界一部分同誌，看了這部電影，並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會議推丁玲同誌主持，應邀出席的有：嚴文井、鍾惦棐、袁水拍、王震之、黃鋼、葛琴、吳祖光、瞿白音、幹學偉、伊明、賈霽、羽山、湯曉丹、杜談、陳湧、柳青、韋君宜、吳一鏗、劉賓雁諸同誌及《文藝報》編輯部同人。”
從與會的名單來看，在文學界和電影界，都是很有影響的重量級人物，共推丁玲來主持，可見丁玲在當時所處地位，確實尤如文壇的“總司令”，無論多有名的作家、藝術家，也都得聽從她的調遣。但是，有的人（如中國青年報文藝部主任吳一鏗和劉賓雁）不得不來，來了卻一言不發。最機敏的莫過於吳祖光，憑他與夏衍的私交，肯定知道，這部電影是受到夏衍的好評並由夏衍推薦公映的，因此，他拖到會議臨結束時他才勉強表了個態。盡管僅說了幾句話，卻很耐人尋味。他張口就先聲明：“我沒有看過電影，來參加開會是想來學習一下。”這分明是說，他不是來批判這部影片的，而是不得已來“學習”的。接著，他又說：“我聽了大家的發言後，從自己想，覺得自己也可能犯這些錯誤。因為我看蕭也牧作品的時候也覺得挺新鮮，挺有趣，雖然覺得李克這一人物有缺點，絕對不足以作為我們所最尊敬的共產黨員來看，但總是對這一小說發生了興趣的。”話裏有話，骨子裏他還是喜歡這篇小說的，根本不會想到，丁玲出麵召集這個會，是要把這場批判“一種傾向”的運動推向高潮。
當然，多數與會者，還是把準了丁玲的脈，與她口徑一致地由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批到鄭君裏編導、趙丹及蔣天流、吳茵主演的《我們夫婦之間》的。如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創作所所長王震之就說得很明白：
據說在上海最受歡迎的是蕭也牧的作品，《我們夫婦之間》的所以拍攝成為電影絕非偶然的，鄭君裏同誌也就是因為：“這作品與我有共鳴！”所以這裏底問題是很明白的，我們必須指出一切披著無產階級思想的外衣而宣傳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東西，這是當前文藝創作中應該展開的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通過這樣的討論，將會使我們在識別無產與非無產的分野上，認識得更清楚起來。
王震之還煞有介事地說，鄭君裏在影片中把“許多小市民的看法集中地、形象地表現出來，這種對黨的事業及其幹部的歪曲看法到了無可容忍的地步”。電影劇作家趙明則更顯得義憤填膺：“這部影片的問題很大，很惡劣，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對工農兵誣蔑，共產黨的誣蔑。”
丁玲在做座談會總結時，又補充發揮了公開信裏的意見：
有人問，蕭也牧生活在解放區多年了，為什麼還會對這樣人物和生活加以歪曲呢。我以為毛主席的話是可以說明的：“……不愛他們（指工農兵）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他們有時也愛這樣的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蕭也牧同誌寫了這樣的小說，在他個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這小說竟有很多讀者，也攝電影，問題就不隻是他個人的，因此就不能忽視這種傾向的危害性。
最後，她還強調：
類似這種傾向的影片，我以為還有不少。今天這個會，也不過是一個開端。
這個“開端”陣勢不小，刊登在《記影片〈我們夫婦之間〉座談會》之後的，是賈霽的文章：《關於影片〈我們夫婦之間〉的一個問題》。加上丁玲的“公開信”，這期《文藝報》竟然用了14個版麵，幾乎成了批判蕭也牧的專號了。雖說賈霽的文章上綱上線並沒有超過丁玲在座談會上總結發言的高度，但賈霽在當時也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第一篇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就是出自他之手。而在這之後，他又隨江青赴山東調查，是經毛澤東修改發表的《武訓曆史調查記》的執筆者之一。調查團7月返京，這篇《關於影片〈我們夫婦之間〉的一個問題》8月11日就在《文藝報》上刊出，顯而易見，賈霽當時在電影界已經充當了一個“禦用”的槍手。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清楚地記得，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就是江青授意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發表開始的。原來，這種從政治上將文藝作品上綱上線，把作者“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早在建國之初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以蕭也牧為代表的“創作傾向”時就發明了。隻不過批判電影《武訓傳》和批判以蕭也牧為代表的“創作傾向”的運動前後隻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以極左麵目出現的丁玲、賈霽等來自老解放區的作家和文藝評論家，並沒有像姚文元那樣陷入江青的反革命陰謀集團，成為曆史的罪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