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學史上，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學》，是必須大書特書一筆的雜誌。這是因為，在這一期上，不僅發表了蕭也牧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感》和王蒙的成名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且還刊登了秦兆陽（化名何直）討伐教條主義的一篇檄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仿佛是三顆重磅炸彈同時炸響，猛烈之勢，真可謂驚天動地！“驚天”，是指驚動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席。
塗光群在《求索的苦果》一文中這樣回顧《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的出世經過：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同誌在懷仁堂代表黨中央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6月上中旬，作協黨組兩次開會，討論貫徹雙百方針，要求所屬刊物帶頭鳴放。作為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負責人，秦兆陽在會上說：作協的刊物不宜草率應付，應該善於提出像樣的學術問題。但要找人帶頭寫這樣的文章很難。關於文學創作問題，我多年來積累了一些想法，想寫，卻不敢。黨組副書記劉白羽高興地說：寫嘛，寫出來大家看看。前來參加會的中宣部文藝處長林默涵也在會上說：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協不能沒有聲音，沒有反映。這是對主席的態度問題。會後，秦兆陽考慮，寫文章的事要慎重。他決定邀約《人民文學》的編委先談一談。在何其芳家裏，編委們就如何貫徹雙百方針－－當前文學創作中遇見的普遍關注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秦兆陽講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的缺陷，我國長期存在的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簡單理解和做法，文藝批評中脫離生活、不重視藝術規律的教條主義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這都對文學創作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誰知大家想到一塊兒去了。何其芳說，文藝為政治服務問題解決不好，對貫徹雙百方針非常不利。嚴文井說，藝術規律問題、現實主義問題，很值得思考研究。編委們開過後，秦兆陽信心倍增，他不顧暑熱，在小羊宜賓3號的一間每天麵臨西曬的鬥室裏，暝思苦想，突擊寫成《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數萬字的論文草稿。先請同事葛洛閱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後，改題為《解除教條主義的束縛》，又給編輯部同仁閱讀，征求意見。但文章的題目，接受了一位編輯的意見仍恢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副題為“對於現實主義的再認識”。他覺得這樣更切合學術文章的題目。文章呈送周揚、劉白羽等同誌閱看，他們看後還給作者，沒有發表讚成或反對的意見。7、8月間秦兆陽專程去北戴河海濱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學》發表。（《中國三代似作家紀實》第354-355頁）
從這這篇綱領性文章的寫作經過來看，盡管秦兆陽在理論上對當時奉為金科玉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提出了尖銳、大膽、針鋒相對的質疑，但他是在肯定文藝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的前下，結合文學創作的實踐，對現實主義問題在學術上進行深入探討的，作為一家之言參予爭鳴，對活躍文藝界的學術空氣，確實是起到了一種帶頭的作用。武漢的青年文藝理論家周勃、薑弘與秦兆陽相呼應，在《長江文藝》等報刊上著文論述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
然而，既然是學術爭鳴，就會有持不同觀點的文章出現。其中，尤以張光年的發表在《文藝報》第24期上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具有代表性。張光年時任《文藝報》主編，而《文藝報》在人們的心目中，又一向是運動的風向標，代表中央精神的，他的這篇文章從肯定還是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的存在立論，挺身而出捍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一下子將問題和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銳敏感的政治方麵。一時間響應者蜂擁而起，對秦兆陽大有興師問罪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