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運動，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王蒙在其自傳《半生多事》中，這樣回憶當年作家朋友在劫難逃的情景：“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團中央禮堂參加對劉紹棠的批判會。剛坐下，有人在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正是劉紹棠，我不禁魂飛天外。會上的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D發言精彩。對劉紹棠的批判文情並茂，揭了劉也檢討了自己，還告誡了從維熙，語重心長。他的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的掌聲。主持會議的老作家老革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歌詞的作者，詩人G作手勢製止了鼓掌，說是不要鼓掌了，D業經所屬單位研究定性，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D頓時怔在了那裏。離奇的是，過了不久，傳來消息，G老師G領導也劃成分子了。”他還說到，“團市委當時抓出一個右派比發現一個蒼蠅還方便”。
在運動之初，王蒙也決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打入另冊。這是因為，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肯定他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我不認識，也不是我兒女親家，但是對他的批評我就不服。比如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中央出了王明，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小說有缺點，正麵人物寫得不好。對缺點要批評，一保護，二批評，不是一棍子打死。”聽了毛主席的講話錄音，他“如坐春風，如沐春雨”，便覺得一切“化險為夷，遇難呈祥”了。在接受《北京日報》記者采訪時，他竟然故作謙虛謹慎、戒驕戒傲狀說：“各種對小說的議論批評對於我還是有幫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評，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
這篇訪談刊出後由新華社發了通稿，飽嚐“棍子式批評”之苦的蕭也牧看後對他說：“你說棍子也有好處，這是不對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歡迎。”
果不出蕭也牧所料，對“棍子”表示歡迎態度的王蒙，最終也被“棍子”打成了右派分子。他後來自我反省：“假如我沒有那麼多離奇的文學式的自責懺悔，如果我沒有一套實為極‘左’的觀念、習慣與思維定勢，如果不是我自己見竿就爬，瘋狂檢討，東拉西扯，啥都認下來，根本絕對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這種事實上的極‘左’與愚蠢也辜負了那麼多其實想保護我的領導同誌。歸根結底，當然是當時的形勢和做法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但最後一根壓垮驢子的稻草是自己加上去的。”
王蒙在《半生多事》中還寫道：“東北有句俗話，小火燉吊子（吊著的小鍋），慢慢來。右派的含義是慢慢體會的。《青春萬歲》已經打出清樣，不能出版了，參加首次青年作者會議的人們，基本上全軍覆沒。尤其是從報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馬的消息，隻能使我苦笑。到了一九五九年，劉少奇同誌在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種終於弄假成真的感覺。木已成舟，需要以舟為戒，以儆效尤，豈有緩衝轉圜的餘地？”
確實，建國後文壇湧現的一批有才華的新秀，在反右運動中幾乎全軍覆沒了。但在北京，青年作家浩然卻躲過了這一劫。幫他幸免於難的不是什麼大權在握的領導人物，而恰恰就是提醒王蒙不能歡迎“棍子”的蕭也牧。
浩然結識蕭也牧比王蒙要晚一年，是1956年初冬。那時他剛從保定調到北京《俄文友好報》當記者，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年輕氣盛，充滿理想，急於以一部反映農業作化道路的史詩式的長篇小說，一步跨進文學殿堂。他奮戰了幾百個夜晚，終於寫出了一部叫《狂濤巨浪》的稿子。完稿的第二天，便匆忙就近送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收發室。十多天後，他就接到一個電話，約他星期天上午到第二編輯室負責人吳小武家去，聽取對《狂濤巨浪》的意見。放下電話，他興奮地跟記者部的同事賈紅玉說起此事，賈紅玉告訴他，吳小武就是作家蕭也牧。早在薊縣當區幹部時，他就讀過蕭也牧的長篇小說《鍛煉》和一些短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盡管也看過批判蕭也牧的文章，但因他那時尚不知批判的背景和危害深淺，所以蕭也牧依然是他心目中所仰慕的作家。要去見這樣一有名的作家，心裏不免有些發怵，臨行時，他就拉上了賈紅玉，給自己作伴、壯膽。他在口述自傳《我的一生》（鄭實采寫，華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描述了當年的情景：
按照電話上告知的地址，我們走進胡同路南的大門。院子很深，舊式的建築物雜亂無章。蕭也牧住在裏邊，三小間東廂房，兩明一暗。兩間通連著的明間，既是客廳、廚房，也安放著床鋪；幾乎沒什麼擺設，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跟房屋一樣的陳舊。最南端那個暗間可能是臥室或書房，從門口往裏看去，隻見到一些堆積的書報和發黑的牆壁。這一切與我想象的作家府第，是截然不同的。蕭也牧本身，尤其出乎我的意料：大高個兒，黑臉龐，微駝的肩背。一身藍製服，不僅不很合體，還極不整潔，冷眼看去，簡直是個剛下班回家的修理工。隻有談話起來熱情和藹、細聲慢語，透出一點文弱書生的氣質。明亮的眼睛，厚唇闊口，都極富表情，讓人感到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