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念中學時，語文課本上曾節選了魯迅小說《阿 Q正傳》，其中“不準革命”一節寫到了假洋鬼子如是說：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麵，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卻總說道No！———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
頁末附一條腳注“洪哥：大概是指北洋軍閥黎元洪”，這大約是我所見過的最為奇怪的腳注之一。編注者在沒有任何可靠的材料作為依據的情況下，想當然地指為“北洋軍閥黎元洪”，自己也感到信心和底氣不足，似肯定而又不敢斷定，似清楚而又實則含糊，猶猶豫豫，疑疑惑惑。使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小說作為虛構的產物，魯迅極有可能隻是順手寫了一個“洪哥”，而並非實指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一個人，編注者怎麼就沒有往這條思路上去想呢？
“文革”期間曾大量出版過多種版本的《毛澤東詩詞選注》，其中《七律·長征》詩雲“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究竟何謂“三軍”？注釋可謂豐富多彩，有注“今指海陸空三軍”，有注“古代指左中右三軍”，還有注者經考據史料後謂“指紅一方麵軍、紅二方麵軍、紅四方麵軍”，後來還是毛澤東本人親自出麵，自注雲；“三軍，即泛指全軍”，一錘定音，此案才算了結。這不僅因為毛澤東本人是作者，而且畢竟還是詩家懂藝術，並未在現實生活中尋求“一一對應”或是“對號入座”，顯得灑脫、空靈，比較起來，還是此說最為妥帖。
也還是在中學語文課本上，選入過魯迅散文詩《雪》，曾經有過一種我們所熟知的、一度廣泛流行的講解是，北方的雪暗指北洋軍閥的反動黑暗統治，江南的雪則喻指革命中心南方，由此入手展開洋洋灑灑的講解與分析。一篇隻是寫景抒情的文字，也非要和某種現實政治力量對應、掛鉤，硬拉在一起，不管你講得如何天花亂墜，總是讓人感到多少有些牽強附會，生硬、勉強，不舒服，不自然。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歸結到一點，竊以為最終還是涉及如何理解文藝觀念的問題。西方古有“史詩”，側重於“詩”，我國古無“史詩”一說，但卻有“詩史”，偏重於“史”，二者感興趣的中心和著力點是不同的。西方小說概念含有“虛構、杜撰、捏造”之意（英語的小說 fiction意即如此），我國小說則自古就有史家所遺、“正史之補”的傳統觀念，特別是我國古典小說、戲曲也大多取材於曆史，因而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人物與世界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生活之間，其距離往往就顯得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混為一談。大致說來，我們對於文藝往往是側重於從其現實性、寫實性，甚至是紀實性的一麵去理解，而對於文藝的非現實性、大膽的充分的假定與虛構性、乃至文藝作為人類的夢幻與烏托邦的一麵，則明顯地重視不夠，在一個時期內甚至未予注意，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製約了我國當代文藝的發展。
我們常常從報刊上看到這樣的消息：“某省某市某作協組織作家深入生活，下基層深挖生活礦藏”，還有什麼“誰擁有了生活，誰就擁有了文學”、“創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等似是而非的理論，一會兒又是某作家宣稱“已找到了生活的富礦”雲雲，更是使人感到荒唐可笑。那種拎上一個包（包中有鋼筆紙張筆記本等物），出門便驅車直奔“火熱的生活鬥爭第一線”，跑基層，找材料，走馬觀花，提問采訪，然後再整理筆記，創作小說，這一套辦法我們已經熟悉成自然，簡直是駕輕就熟，固不可謂不誠摯，也不可謂不刻苦。然而，這種搞法對於新聞工作也許是適宜的，就文藝創作而言，恐怕就不一定了，實際上這往往容易把我們的文藝創作搞成了類似新聞報道、通訊特寫或是文獻資料式的東西。這樣搞出來的東西，與其說是典型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倒不如說更像是紀實文本，它能是適合於某種一時一地的政治氣候的宣傳品，但未必就是高水準的藝術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