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說：“不會的，我要回去結婚，還要去他的老家。”
彩色斑斕的燈光在王安憶臉上閃爍，照出她一臉的嚴肅。我很想叫一聲好。——我想，隻要這樣一句話，一個女人就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女人。
三
文講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頭了。散的時候似乎有些兵荒馬亂。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偉每天領著我抓緊時間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將近半年，我連故宮都沒有去過。王安憶什麼時候走的，怎樣走的，我一點兒不知道。這使我事後很難過。看看鳥獸散後已顯空蕩的屋子，心裏起了一種類似悲傷的惆悵。此後，我要回到沒有可以信賴、可以求教的摯友的寂寞中去了。這寂寞由於一度的短暫的不寂寞而更顯難於忍受。
從文講所出來，許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讓文壇一陣一陣激動不已。王安憶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轟然的爆炸，讓人們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對她的疑慮，轉成忌妒，終至於不服氣不行。那正是文學如火如荼的年頭。我也正好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地卷在這潮流裏，跟著得了便宜。回到小鎮不久，就被錯愛調到省城，交代我的是“專寫小說”。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災難性的日子。
一個“專寫小說”的人，一年半載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東西，寫出了的，也是屢遭退稿。所有對我懷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寫小說，專門以指點別人寫小說謀生的人以此“現象”作為談資賺稿費。指示我應該深入火熱的基層。仿佛幾個月前還在鄉鎮糧店打米吃的我已經做了一百年貴族。我自然是極度地沮喪。我拒絕了一切關於談創作之類的采訪、稿約和座談會邀請，拒絕了一切可以拒絕的文學活動，包括文人雅集的筆會，以免難為情。社會對我的角色定位發生了錯誤，而我自己則是誤入歧途。
在這些日子裏，給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憶的來信。她一再給我出主意，勸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對我充滿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閉著的才氣，隻要觸動一個什麼地方，那才氣就會像液化氣一樣冒出來。
後來在什麼地方讀到陳村的文章，說王安憶寫信是極吝嗇的。我這才知道這些信是怎樣的珍貴。
那一年，我總算在《人民文學》發了一個短篇《驚濤》，王安憶仿佛捕獲了我的一線生機，便在關於我的印象記裏寫足我的絕望之後，以此作為我臨難生還的一種證明。但那其實是一部並不怎樣的作品。王安憶用意當然隻在讓我有所鼓舞。四次作代會，在京西賓館，王蒙跟我說，他讀過那篇印象記，最欣賞的是說我吃瓜子吃得沒了靈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靈感是什麼東西，怎麼對別人那麼大方，對我就這麼小氣呢？開會的時候，我去向王安憶討教。我們坐在空蕩蕩的樓座。下麵的大廳，中央首長在講國際國內形勢。我對王安憶說，事情怕是真得回到最初的出發點，就是：怎樣寫小說？王安憶說，你該寫你自己的事情。我講了我在農場插隊的經曆。她說，那你為什麼不如實地把它寫出來？這是她的切實經驗。我後來看到她關於小說的格言：“我的人生參加進我的小說，我的小說又參加進我的人生。”
那時候的王安憶正在寫《小鮑莊》。開大會時常常中途退場，一麵喃喃地說：“沒有辦法，稿子得改動一下。”她橫跨太平洋轉了一大圈回來，人生觀和藝術觀都有了極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歡哀樂、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我卻隻有循序漸進。京西賓館那次談話的結果，使我寫出了長篇小說《夢洲》。但小說出版後，卻如泥牛入海，全無消息。王安憶還是寫了信來，說，前麵部分寫得還是蠻自然的。
那時候，已經開始議論紛紛要砸作家的飯碗，“斷奶”、“不養了”雲雲。寫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憂慮。因為別無長技，我開始做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憶卻比我鎮靜得多，來信說：“有什麼可擔心的，不會餓死你一個。”
我就這樣勉勉強強、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顯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沒有包括王安憶真誠的友情在內的種種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為此對王安憶懷了深深的感激。但我從來沒有對她流露過，我覺得很難有適當的方式。我給她寫信，即便是推崇，也還總是用老前輩式的、有時甚至是教導的語氣。
那一年，省裏一家對國外發行的畫報社委托我開一個文化欄目。我馬上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就建議開一個《作家書齋》，第一期就讓上海的王安憶來壯聲勢。獲得同意後，我構思了很久，最後覺得，對於王安憶，別人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不如讓她自己站到版麵上來。就摘編了她的語錄，開列了她的書目和簡曆，選登了她的十幾幀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她在很專注地踩縫紉機。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為她拍的一張大逆光：《陽台上》。我請編輯把這一張做了題頭。
但畫報社的主編還是要求欄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幾句話。畫報是人家的，卻之不過，我隻有挖空心思拚湊了下麵一段話：一位絕對樸素絕對真誠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別靈性特別智慧的傑出女性;一位從不趨時從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獨步文壇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學高潮因而令海內外矚目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