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點以後開始上課了，數理化、文史地的任課老師一個比一個能說會道地開始向你轟炸。這個說數學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數學學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地帶起來;那個說語文是高考成敗的關鍵，很多單科成績特別優秀的考生之所以沒有考上重點大學，原因就是他們的作文分拉了下來，所以語文課抓得好不好，不僅是文科生的重頭戲，更是理科生的關鍵所在;這個說數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題做難題，那個說文科的關鍵是背課記題;這個說世界上沒有一種考試不是靠做題來判別優劣等生，那個說大學錄取的重點與非重點就在於考分的高與低……所有的話語組成一個意思:考試做題是你們的惟一選擇，也是惟一的出路。
開始的兩個月還真有些臨戰的感覺，但漸漸我們發現，之後的幾個月裏，老師除了把已經做過的難題卷子或者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怪題卷子讓我們重複再做外，並沒有什麼新鮮玩藝讓我們覺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無非就是熟之又熟的那一套，剩下的就是人為造成的高考緊張空氣。什麼這個月搞“倒計時”、下個月搞“最後衝刺”，再下個月就搞“決一死戰”……黑板報、操場上、飯堂內、廣播喇叭裏，還有宿舍走廊，到處貼滿、寫足、喊著有關時刻準備高考的口號標語，使你如臨戰場，甚至像是進入火葬場的殯儀館，一聽那哀樂就深感悲切一樣。
從6點進校到下午6點離校的12個小時裏，我們所有的感覺就是在監獄或者說是在有監工的資本家廠裏服苦役。總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監獄和有監工的資本家廠子還黑暗。吃飯時本想輕鬆一下，順便了解了解國家大事，剛剛把電視打開，母親就瞪著眼睛:不是說好了，高三時天塌下來也不要管外麵的事嘛！在這樣的管製下，去年美國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的天大新聞，就有很多中學生根本不知道。“誰轟炸誰啦？是不是我們跟台灣打起來啦？”我們班就有好多同學在幾個月以後才關心起這件事，而且鬧出了不少笑話。你瞧我們的家長怎麼說的，我那個親愛的母親就這麼說：“天塌下來，有我們頂著，缺糧了，也有我們去張羅乞討，可是高考的事隻能靠你自己，我們沒法替你。你不專心準備高考，對得起誰？”
在母親的嚴管下，我在家裏的另12個小時，被嚴禁在自己的小屋裏。而那小屋原來還讓我感到非常溫馨和舒服，因為那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這8平米的空間裏擁有屬於我的全部歡樂與秘密。但高三後，一直認為我“不老實”的母親，特意讓人在我木門上方挖出一個一寸見方的小洞。當時我看到後傷心地對媽說:你這麼搞不是把我當監牢犯了嘛！
母親說:你要是安安心心在小屋裏學習、做題，還怕別人老來瞅你？
我無言以對，眼眶裏噙滿了淚水。
從此，我所有的行動都在母親那雙嚴厲而不可抗拒的目光下進行，甚至我的所有行動都由她統一布置:吃完晚飯，喝一杯奶，吃一塊水果，然後開始做作業。２２點休息１０分鍾，然後再進入複習做作業，到12點熄燈睡覺。每星期一二三四五是這樣。周六周日的安排便多了一個上午和一個下午的做作業時間，除了多吃兩頓飯外，沒有任何其它內容。
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小學時母親就和我爸離婚了，原因之一就是父親認為母親缺乏知識和修養，為此母親發誓要把我培養成“有知識有修養”的人。她對我的關心超過了她自己，特別是在我進入高中後，她除了上班外，所有的時間都是在為我服務，圍繞我的學習和考大學轉。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也真是看在母親含辛茹苦的份兒上，我默許了很多事。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覺得不能在所有的事上都由她主宰我的一切了。因為我也是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
我們的爭執開始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我好困睡著了，她就在外麵使勁敲我小屋的門，每次敲門我就一驚，便嚷起來:你幹嘛不能輕一點？
母親說:輕一點你能聽得見嗎？
她的話讓我感到無奈而又憤怒。
我從小愛聽音樂，隨身聽是我生活中的一個伴侶，上學路上，睡覺之前，甚至看書之時，它都是我忠誠的伴侶。但母親特別反感我帶著它，幾次警告說高三後不能再聽了。我表麵上答應可行動上很難下決心，主要是有了隨身聽讓我感到枯燥的學習生活中還有那麼一絲絲的快樂。
我依然改不掉在做作業時戴著隨身聽的習慣，尤其是感覺疲乏時，能耳邊有它優美的歌聲相伴會稍稍舒心一些。但母親並不同意我的觀點，她堅持認為我是在有意“分心”。
“怎麼又戴上了？告訴你，你再不聽我可要把它扔到樓底下去了啊！”母親不
再敲門，而是走到我跟前，拉著嗓門大聲說話。
我隻好暫且收起來，枯燥而又疲憊地重新伏到桌上做那沒有盡頭的卷子。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兩雙眼皮不停地打架，抬頭一看時間，才11點。我慶幸方才小憩沒有被母親發現。為了能夠堅持最後一小時的作業，我下意識地從枕頭底下取出心愛的隨身聽，感覺好多啦！
哇，是林誌穎的《就是這一天》呀！於是我一邊做題，一邊跟著歡快地哼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