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三個失去父母親的孩子坐在一起，問起了他們學習和生活的情況，特別囑咐16歲的女孩兒：“爸爸媽媽走了，弟弟們隻有依靠你了，你要學會像媽媽一樣關心和照顧兩個弟弟，幫助他們好好讀書，把房子打掃幹淨。” 臨走時我拿出150元錢送給他們，讓她趕快給兩個弟弟買雙過冬的鞋子和禦寒的衣服。我還答應，以後繼續和他們聯係，春節時再寄一些錢給他們（2007年春節前我又寄去了200元錢）。聽了我的話後，女孩子缺乏生氣的臉上終於露出了一絲微笑，並且用簡單的“是”和“對”回答我的囑咐……
從“兒童之家”出來，我們又踩著滿地的泥濘去到另一戶艾滋孤兒的家。比那三個孩子幸運一些，這家隻失去了母親。
孩子們並沒有在家，四處透風的“房屋”前蹲著他們的父親陸××，43歲，聽說過去是個“能人”，曾經走南闖北掙了不少錢。他賣血5年，單采血漿讓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正值壯年的他已經變得十分消瘦，傴著背，臉上有一種極不正常的黑黃色，完全失去勞動力沒法幹活了。妻子曾和他一起賣血，五年前已經病故，當時這裏還沒有開展對艾滋病的大規模防治，因此不知道她是不是感染者，但去世時她渾身上下都長滿了大大小小的肉疙瘩，現在回想起來無疑是艾滋病發作的症狀了。
他們家有兩間破爛的土磚房，嚴格說來根本不能算作房屋。門是兩塊歪斜的朽木，有幾條比拳頭還寬的縫隙；房頂是秫秸蓋的，許多地方已經開了“天窗”，近幾天常下雨，牆上滿是斑斑駁駁的水跡，有個牆角已經坍塌，房裏拉了幾張大大的塑料布，都是接擋雨水用的。70多歲的老母親和兒子住在一起，她住的土屋根本就沒有門，而利辛冬天的最低氣溫一般是零下十幾度，有時甚至降到零下20多度。
這樣的“住房”連健康人都無法棲身，何況病人和老人？這情景讓我流淚了。
房裏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家具”的東西，隻有幾張舊床，上麵胡亂地堆放著肮髒的被褥和衣服。村支書告訴我，由於陸××過去是個“能人”，因此現在還能剩下幾張床和幾件衣服，而別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他更困難。但陸××說，由於沒法出去打工，全家隻靠政府每月給的50元補助和5畝地生產的兩千來斤麥子過活，如今糧食已經吃光了，還拖欠了親友們1萬多元，他歎息著：“這日子該怎麼熬啊！”
我問起了他的孩子，他說，女兒現在16歲，小學沒上完就輟學去打工；兒子18歲了，身體一直不好，也出外打工去了，但出去隻有幾天就要求回家，根本沒掙上錢。
我問他：“孩子感染艾滋病毒沒有呢？”
他歎了一口氣，神色變得更加苦澀，搖搖頭說：“我不敢讓他們去檢測，也不知道到底感染了沒有……”
我摸出100元錢遞給他，並且說：“你無論如何要讓孩子們趕快去進行艾滋病毒檢測，要麵對這個現實，如果沒有感染，大家都放心；如果感染了，可以及早治療。”他點頭答應了，但會不會真地去檢測，真地敢於麵對可能發生的不幸呢？我也替他感到恐懼和擔心……
在廣西的橫縣，我認識了另一位艾滋孤兒小沈（化名）。和利辛一樣，橫縣也是貧困的人口大縣和農業大縣，艾滋病高流行地區，已經被國家列入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這裏盛產雪白而馨香的茉莉花，有一個富於詩意的名字：“茉莉之鄉”，茉莉花多用作薰製茶葉了。這裏的艾滋病流行不是由於賣血，而是由於注射吸毒共用針具。
小沈的母親吸毒後感染了艾滋病毒，父親離家出走了，後來母親又犯了法被捕判刑，於是小沈成為沒人管的孤兒，現在跟年已七旬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兩位老人都沒有收入，小沈靠的是每月政府給的100元“低保”。我本想到小沈的家裏去，但當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們告訴我，這裏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還比較嚴重，小沈母親感染艾滋病毒的情況疾控中心一直保密，陌生人去拜訪她們，很容易引起鄰居們的好奇和懷疑，對這個女孩兒不利。於是，他們打電話通知了小沈，讓她和外婆一起來到了辦公室。
小沈隻有12歲，身材高挑、五官清秀，眼睛很大，穿著白夾克和藍牛仔褲，是個幹淨、漂亮的小女孩兒。剛進辦公室時她顯得很局促甚至有些恐懼，雙手緊握著，努力隱藏著自己的情感，我謹慎地注意著自己的言辭，生怕再次傷害了她，交談好一陣後，她終於放鬆下來，露出了天真而可愛的笑容。
我問她：“你在上學？上幾年級？”
“上小學六年級。”
“老師和同學對你怎麼樣，好不好？”
“老師和同學對我還好，同學知道我媽吸毒後都假裝不知道。”說到這裏小女孩兒露出了可愛的笑容，我也鬆了一口氣，看來她在學校沒有受到歧視。
“多久沒有看到過爸爸媽媽了？”
這時外婆插了嘴：“孩子3歲時爸爸就走了，媽去勞改已經有四五年，不知道判了多久，也不知道現在到底怎樣了，聽說在南寧女監，想去看看她，沒有錢就沒去……”說到這裏她無奈地歎了一口氣，南寧離橫縣隻有100多公裏，用不了多少路費，但對於這個貧困的家庭說來也難以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