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我在網上結識了一個人，他長得有點像過去那位朋友。春節我沒有回家，他便開車到我家裏，要求和我發生性行為。我讓他用安全套，他說不習慣用，用了要陽痿，我便沒有堅持……他走了後曾打電話問我好不好，有沒有特別的感覺，我說沒有，一個多月後，他又來了，我們再次發生了性行為……4個月後我的身上發作了帶狀皰疹，現在查出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懷疑是他讓我感染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職業和年齡，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
我問小方：“根據你的了解，北京同性戀多嗎？”
“北京同誌網注冊的用戶就有36萬，還有很多是沒有注冊的。許多同性戀者在酒吧裏活動，幾個有名的大浴池，招牌是洗澡，其實是群交的場所。外麵唱歌、洗澡，裏麵是臥房和一些黑黑的、供特殊用途的房子。這些地方隻有性和金錢，沒有感情。”
“聽說還有‘小弟’——也就是男妓，是嗎？”
“是的。這些‘小弟’多半家裏貧窮，找不到工作就幹上了這一行，他們有的人還驚喜地認為，想不到幹這一行掙錢這麼容易。我曾經在一家浴池裏看見一個小男孩兒，長得特帥，他一出現，人們的眼睛便跟著他轉，他到哪兒人們便跟到哪兒……後來他脫了褲子趴在床上，手裏握著一瓶礦泉水喝，男人們就一個接一個地排著隊跟他發生性行為。我好奇地站在那裏看，短短半個多小時中，竟有七八個人上去……這種情況是十分可怕的，一整夜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被感染艾滋病！”
“你還在上班嗎？”
“沒有了。”
“靠什麼生活呢？”
“前兩年掙了錢後買了套房子，現在就靠房租生活……”依然是充滿苦澀的微笑。
他才僅僅29歲啊，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這家醫院裏，我還聽到了另一位感染者小文（化名）的故事。
小文個子高大，長相並不英俊，講話時語調緩慢，有些木訥和靦腆。他皮膚紅潤，並不像個病人，後來我才知道，在醫院的關心下，他堅持服用抗病毒藥，病情已經穩定。
我一直不知道應不應該把小文叫作“同性戀者”，他或者隻應該被稱為男男性接觸者。
小文有一個不幸的童年，12歲時姐姐的第一個男朋友就強迫和他發生了性行為；父母親離異後各自組織了新的家庭，但後母和後父對他都不好，挨打挨罵是“家常便飯”。後來他參了軍，但複員後景況仍然沒有什麼改善，工作沒有著落，結交的女朋友也“吹”了。親父臨死時給他留下了兩萬元，但這寶貴的“遺產”又被合夥做生意的人騙走了。
他在“同誌”們活動的浴池裏和一位河南人有了性關係，以後發現感染了梅毒，2005年長期發燒並出現皮疹，去醫院治療時，查出已經感染了艾滋病。
母親和姐姐知道他的病情後隻有痛哭，後父不願意接納他，他本來和弟弟住在一起，但弟弟也轟他走……走投無路的他曾跳河自盡，但是又被人救起……經過疾控中心和有關部門多次做工作後，如今弟弟已經包容了他，後父對他的態度也有了改變，囑咐他“好好活著” ，星期天經常讓他回家吃飯了，母親更常常鼓勵他：“你要爭取多活幾年，這是家裏的幸福！”經濟上並不寬裕的母親還經常給他送來蔬菜和水果。
他現在是民間組織“紅絲帶之家”的誌願者，義務宣傳艾滋病防治知識，報酬是可以提供免費午餐。他還在社區裏學習電腦知識，並且已經取得了技能證書；他又在學習英語、企業管理知識並且研究青少年問題，寫出了論文《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原因和對策》……他曾想報考公務員，但聽說當公務員要檢測HIV便隻好作罷。
他說：“昨晚我又做惡夢了，夢見艾滋惡魔來抓我走，驚醒時一身冷汗，喝了水，吃了母親給的丹參丸才好了一點。”
采訪結束時我送了他100元錢，我知道這“杯水車薪”對他並沒有多大的幫助，我在擔心，這個年輕人真能“好好地活著”嗎？
在另一所著名醫院——總書記胡錦濤曾經視察過的地方，這裏的誌願者們組織了“愛心家園”，我結識了在“愛心家園”裏搞“同伴教育”的阿剛（化名），他的遭遇使我同情，而他的行為卻讓我感動和尊敬。
48歲的阿剛高而瘦，原先是首鋼的工人，已經結婚，有妻子和孩子。和小文一樣，他也有一個不幸的童年，生下才兩個月就來到了養父母的家裏，養母對他一直不好，他是在一個缺乏親情、缺乏母愛的環境中長大的，雖然是個男孩子，但從小就學會了買菜、洗衣、做飯，甚至還會織毛衣。
早在青春期的時候，他就驚訝而恐懼地發現，自己對男孩子們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他知道，對於“同性戀”，許多人會視為“怪物”，父母、單位、社會都是不能接受的，由於怕被人歧視，他仔細地掩蓋著自己的性取向，和大家一樣，結婚生子，20多年的生活就這樣平平靜靜地過去了。
但厄運終於降臨到他的頭上，45歲時夫妻兩人竟雙雙下崗。為了維持生計，曾學習過穴位按摩的他，受聘於一所同性戀活動的浴室。當時浴室裏僅僅隻有他一位按摩師，老板便讓他帶了幾個二十一二歲的徒弟，他們也都是同性戀者。在這個場所裏，他的性取向不會受到歧視反而受到歡迎了，感情的閘門終於打開，當時浴室生意很好，客流量很大，有的客人便要求和他發生性行為，他也曾有過同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