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望是奚流的兒子，是有思想的新一代年輕人，他看不慣父親思想僵化，攜私報複，總是當麵不客氣地批評他：“你什麼時候才能懂得人民給你權力不是讓你整人的，更不是讓你挾私報複的？”是他對反右英雄的父親說，你知道你功勞簿資本的背麵是什麼嗎？“是受害人的血淚。”並說，“一想到這些，我恨不得把天戳一個窟窿來透透心裏的氣啊。”“你整天想的是如何撈回這十年的個人損失，卻不想彌補自己給人民造成的損失。”這些犀利的批評出自“逆子”之口令人深思，而這些話能夠當著奚流的麵痛快淋漓地講出來，也隻能是奚望。他就像他名字所暗含的一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是民族的優良種子，他有思想，敢於反抗，直言不諱，哪怕是自己的父親也不包庇掩蓋。
戴厚英在《後記》中的一段話很能代表八十年代初的作家們的心聲：“終於，我認識到，我一直是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枷鎖當做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了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並不應該被貶抑，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一個大寫的文字迅速推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拋棄、被遺忘的歌曲衝出了我的胸膛：人性、人情、人道主義！”
二、《雌性的草地》
筆者認為《雌性的草地》是生態女性主義視閾下的典型文本，在女子牧馬班的女性群體身上所遭受的酷烈的自然環境的迫害和政治為首的父權製中心文化的雙重迫害，二者形成固若金湯的厚障壁，將幾個花季歲月的女性囚禁其中，肆意淩虐。與此同時，在作者看來，政治操控下的知識青年來到草原，與其說是受教育，不如說給草原生態帶來了災難。
《雌性的草地》裏我們看見七個十八、九歲的姑娘騎著馬，趕著馬群意氣風發地出發了，一望無垠的草地上，我們看見烈日和嚴寒中的她們被折磨、被摧殘，犧牲了青春和美貌，與世隔絕，沒有愛情，沒有享樂，沒有正常人的生活，她們發下誓言，又把誓言燒成灰喝下去，為著這個誓言、責任、信仰，她們自覺自願地摧殘著自己，奉獻了自己的身體，甚至生命。我們為她們流淚感動，不是嗎？她們堅貞、頑強、勇敢，一次又一次地經曆苦難，戰勝苦難，成就精神的崇高。然而，回頭細想，我們的淚又化為驚涑，化為憤怒。這種英雄主義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可笑的愚蠢，以幾個弱女子的赤手空拳去搏鬥險象環生的大自然，是對生命極大的不尊重。
雖然身處渺無人煙的草原深處，隻有幾個女孩子，但她們仍是一個政治的集體，“狠批私字一閃念”，所有的物品都是公共的。所以當某一人被集體孤立的時候，這是她最脆弱的時候。老杜、柯丹、毛婭都先後被孤立過，她們都承受不住這種被孤立。老杜搬到一破草屋中單住，後因救落入冰窖的馬差點死去，此時的她已瘦去了人形；柯丹拚命幹苦活兒累活兒用勞動來懲罰自己；毛婭嫁給了當地的牧工。
個人被湮沒了，這是一個紅色的女子牧馬班，是樹立的典範、標兵。然而她們畢竟不是一生下來就屬於女子牧馬班，她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經曆和思想，也自然會在這個密不透風的集體圍牆中閃現出個人的微弱亮光來。柯丹與叔叔生了孩子，毛婭對性的渴望，小不點兒與獸醫亂倫的關係……都與愛情無關，在那個思想荒蕪，文化專製的時代，這些居然變成了不屈的向日葵，荒蕪中的一抹美麗，生活依然有故事，由於存在這些故事，文化專製對人性的壓抑才顯露出愚昧、荒謬和脆弱的底色。
比如沈紅霞的故事，她懷孕的母親因為美麗在一次舞會上被將軍看中，一去就再也沒回家。幾個月後一個女嬰送還給父親。“父親說他恨極了”，恨誰呢？這裏隱藏著一個悲劇：一個被奪走妻子、女兒的男人的故事，一個“渾身縞素死一般沉靜的女人”“石膏雕塑般的女人”的故事，她想過些什麼？她有怎樣的生活？在這樣的隱情節裏會有多少血淚、孤獨和思念。甚至敘述時不帶感情色彩。繼而，在小紅霞十歲時，將軍開始了對她的教育，給她鋪設出另一種前程：“不穿花裏胡哨的衣裳，爭取拿更多的獎狀，好好聽老紅軍的報告，到艱苦的地方去。”直至把沈紅霞塑造培養成一個為信仰奉獻了腿、眼睛、聲音的姑娘，設計了她嚴峻輝煌的人生。她是沒有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