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與國學。
[中國]王小波。
1，我有一位朋友在內蒙插過隊，他告訴我說，草原上絕不能有驢。假如有了的話，所有的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這樣的：那個來自內地的、長耳朵的善良動物來到草原上，看到了馬群，以為見到了表親，快樂地奔了過去；而草原上的馬沒見過這種東西，以為來了魔鬼，被嚇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於認表親，一方急於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來，確有一頭長耳朵怪物，奔過了中國的原野，攪亂了這裏的馬群，它就是源於西方的智慧。假如這頭驢可以攆走，倒也簡單。問題在於攆不走。於是就有了種種針對驢的打算：把它殺掉、閹掉，讓它和馬配騾子；沒有一種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希望驢和馬能和睦相處，這大概也不可能。有驢子的地方，馬就養不住。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馬兒的意見最為正確：對馬來說，驢子的確是可怕的怪物。
讓我們來看看驢子的古怪之處。當年歐幾裏得講幾何學，有學生發問道，這學問能帶來什麼好處？歐幾裏得叫奴隸給他一塊錢。還諷刺他道：這位先生要從學問裏找好處啊。又過了很多年，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演示給別人看，有位貴婦人說：這有什麼用？法拉第反問道：剛生出來的小孩子有什麼用？按中國人的標準，這個學生和貴婦有理，歐幾裏得和法拉第沒有理：學以致用嘛，沒有用處的學問哪能叫做學問。西方的智者卻站在老師一邊，讚美法拉第和歐幾裏得，鄙薄學生和貴婦。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出，很直露地尋求好處，恐怕不是上策。這樣既不能發現歐氏幾何，也不能發現電磁感應；最後還要吃很大的虧。怎樣在科學麵前掩飾我們要好處的曖昧心情，成了一個難題。
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重實用的傾向，他們還以為，這一點並不壞。抱著這種態度，我們很能欣賞一台電動機。這東西有“器物之用”，它對我們的生活有些貢獻。我們還可以像個迂夫子那樣細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風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還是個問題，於是我們就想到了發明電動機的那個人--他叫作西門子或者愛迪生。他的工作對我們可以使用電機有所貢獻；換言之，他的工作對器物之用又有點用，可以叫作“器物之用之用”。像這樣林林總總，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麥克斯韋，等等，分別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這樣的驢子之友看來，這樣來想問題，豈止是有點笨，簡直是腦子裏有塊榆木疙瘩，嗓子裏有一口痰。我認為在器物的背後是人的方法與技能，在方法與技能的背後是人對自然的了解，在人對自然了解的背後，是人類了解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萬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說法，它該叫作“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節的末節。一個人假如這樣看待人類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恥，簡直是可殺。而區區物品，卻可以叫“之用”，和人親近了很多。總而言之，以自己為中心，隻要好處；由此產生的狼心狗肺的說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愛迪生等人氣得在墳墓裏打滾。
在西方的智慧裏，怎樣發明電動機，是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所以才會有電動機。羅素先生就說，他讚成不計成敗利鈍的追求客觀真理，這話還是有點繞。我覺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總要把自己往聰明裏弄的勁頭兒。為了變得聰明，就需要種種知識。不管電磁感應有沒有用，我們先知道了再說。換言之，追求智慧與利益無幹，這是一種興趣。現代文明的特快列車竟發軔於一種興趣，說來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這樣。
中國人還認為，求學是痛苦的，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童不僅要背四書五經，還要挨戒尺板子，僅僅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的承受力，才沒有動用老虎凳。學習本身很痛苦，必須以更大的痛苦為推動力，和調教牲口沒有本質的區別。當然，夫子曾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他老人家是聖人，和我們不一樣。再說，也沒人敢打他的板子。從書上看，孟子曾從思辨中得到一些快樂。但春秋以後到近代，再沒有中國人敢說學習是快樂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動都是如此，誰要說動腦子有樂趣，最輕的罪名也是不嚴肅--順便說一句，我認為最嚴肅的東西是老虎凳，對坐在上麵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據我所知，有些外國人不是這樣看問題。維特根斯坦在臨終時，回顧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動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還有一個物理學家說：我就要死了，帶上兩道難題去問上帝。在天堂裏享受永生的快樂他還嫌不夠，還要在那裏討論物理。總的來說，學習一事，在人家看來快樂無比，而在我們眼中則毫無樂趣，如同一個太監麵對後宮佳麗。如此看來，東西方兩種智慧的區別，不僅是驢和馬的區別，而且是叫驢和騸馬的區別。那東西怎麼就沒了，真是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