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算是遇到了北京與上海相瓦往來的好的時候。在他之前，北京的京劇名家是不大去上海的。一是看不起上海那個地方，去了也未必能掙到多少錢。比如梅蘭芳爺爺輩的譚鑫培，平生六下上海，但從不跟上海文藝界人來往。為什麼呢？原因也簡單：看不起。我從北京下來了，下到你上海了，為的就是唱戲：我待在住的地方不動，要唱戲的時候你接我到戲園子，當然，我還是好好地唱，我得對得起我那張戲票的錢，我得對得起買票看我的那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就與我無關了，我不需要再認識上海灘上的任何人。唱完戲，我拿著自己掙來的包銀，就跟接我來的戲園子說“拜拜”了。我回我的北京了，要是沒旁的事，我跟您也“拜拜”了。當然，我暗自心裏想：您這兒缺不了我，過一兩年，這兒的戲迷會想我，而且會越想越厲害，於是您就又得派人進北京，再找我南下唱戲了。如果有這事，我也不反對，咱們再坐下來談公事（我…場拿多少，我帶去的琴師、鼓師什麼的，他們義分別拿多少……）但我還是老脾氣，來了上海還是待在飯店裏，要唱戲就直接進戲園子，至於別的好玩的地方以及有好吃的館子，那些都與我無關。
其實也不能怪譚鑫培，他到上海時已到中年，京劇在北京大興特興，而上海的京劇還遠不成熟。而他這位被北京戲迷捧成“伶界大王”的人，自然是南“下”了——他確實是“下”，您得從底下仰望他。你如果聽不懂他，那完全是你的問題了。反正戲院老板心明眼亮，他大老遠地請了譚大老板。並開出這價錢，自己肯定還是有賺頭的，自己是不會做賠錢買賣的。對比之下，梅蘭芳就完全不同。他20世紀10年代中期到上海時，第一，這是他第一次來，並且不是頭牌，真正的頭牌是老生。等第二次再來，他才成為真正的頭牌。第二，等梅蘭芳來時，卜海的京劇業已成了氣候，“海派京劇”已成了既定名詞，不管北邊的人怎麼看吧，反正我上海還是有號召力的。你們在北京成了名的演員，也不管你們在北京有多麼狂，但一提來上海演戲，卻一個個都有興趣！為什麼？咱上海有錢啊，先跟你定包銀，一包一個月，三十天讓你唱三十六場，那多出來的六場，算是你送給戲園子老板的。這麼辦其實您不吃虧，想想在北方您一場戲掙多少錢？您同樣的一場戲，在上海就能多出許多倍！為什麼，咱上海就是觀眾多，您隻要唱得好，您可以多少天不翻頭！當然，您自己不樂意我們也不勉強。但這樣的美事，在全國別的地方是沒有的。您從小學戲唱戲在北方，而到上海跑一趟，您就能大紅大紫，您再回到北京，您的名聲比沒來時又要翻高多少倍了。
1912年，也就是梅蘭芳二十歲時，他第一次來上海，掛頭牌的是老生王風卿。人家對自己真不錯，曾一再要自己與他交換著唱大軸。實驗了一兩回，梅蘭芳還真有人緣，上海人“認”他。後來等民國二年（1914）梅蘭芳再來上海時，戲院老板就讓梅蘭芳掛頭牌了。梅蘭芳到了之後，就在戲院老板的接風宴會上，認識了戲院裏的基本演員中的花旦趙君玉。趙與梅同年出生，各方麵條件都很優越，藝術上主要追隨南派四大名旦之首的馮子和，趙會的戲還真多。梅蘭芳與趙君玉在宴會上相遇，同席的人真覺得他倆是“一對玉人”。戲院老板就動了讓他倆合作一出的意思。後來，這合作就確定為演出《五花洞》，由趙扮演真潘金蓮，由梅蘭芳扮演假潘金蓮。隨後，趙就到梅住的飯店找梅對戲。梅蘭芳上次來上海時，趙還在陪馮子和演小生。他實在是大能人，從前還唱過花臉呢。今年算是初改花旦了。一見麵，趙就講：“這出戲裏兩人的唱腔得是一樣的。您先把您的腔給我哼兩遍；到台上我隨著您的腔唱，就不會碰了。”梅蘭芳以為很對，就把自己的腔兒哼了兩遍，趙完全記下。梅蘭芳又對趙說：“等真到了台上，那時就得我跟著您了，因為您是真潘金蓮，我是假的，假的就隻能跟著真的去表演了……”兩人言笑甚歡。
這一番“誰跟誰”的談話，其實是大有深意的。就一般而言，梅蘭芳是北方來的大名家，南派的演員必須處處跟著。當然，這出《五花洞》又是特例，劇中南派演員演真潘金蓮，而北方大名家卻要充當假的。大的藝術背景與具體的戲中情景恰好是相反的，這種矛盾又在他倆的玩笑之中變得十分分明。
作者品評
梅蘭芳在20世紀10年代多次去上海演出，接觸上海各方麵的人物與藝術都越來越深入。但在第二次去上海與趙君玉的接觸、磨合，卻帶有最本質的意義。梅曾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中談到第一次去上海的情景——以王鳳卿為頭牌，自己為二牌。王的包銀為每月3200大洋，自己每月則為1800大洋。這個數字還是王鳳卿一再向上海方麵提議才最後爭取到的。第一次去上海，梅蘭芳並沒有與上海方麵的演員過多接觸，因為他認真與同去的北方演員磨合，盡量做到不出一點差錯。他事實上做到了，並且得到上海觀眾的認可。等第二次再去，就發生了前文所說的合作一幕。正是在這個“究竟誰跟誰”的問題上，梅蘭芳理解準確並且善於團結南方朋友，所以才既做到戲上的精彩，同時也達到了戲外的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