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 枕戈。
一邊坐在飯店的桌旁吃著東西，一邊欣賞著電視裏的“佳作”，映入我眼簾裏的是一群狂熱騷動的“新新人類”，年輕的男士們嘶吼狂叫自不必說，穿著緊身褲散亂著頭發的女士們以她們精彩的手舞足蹈和厲聲尖叫更加凸現或張揚了女性的曲線美和歌之嘹亮。我便想，男性的瘋叫張狂是情理中的事，但我曆來認為象征著美麗、嫻靜、優雅的中國女孩何以也這般狂熱（我不是不允許女士們狂熱）。看來，女士們也有生性追求狂熱的精神，而非僅僅男士而已。
進而我想起了句話“誰說中國人生性沉默好靜，其實中國人是狂熱的，並不遜於西方人”，最明顯的例子是十年浩劫中那些紅衛兵為革命而紅得發紫的狂熱。近的就如愈燒愈烈的追星熱。這真讓人匪夷所思，中國的聖人曆來主張中庸，不管做什麼事都不準超過一定限度而越雷池一步，在此準則下，曆史給我們養成了一種沉默的國民性，“謙和、溫馴、服從”為大多數人津津樂道。我們翻開一下中國的古典文學書籍，可以看出，那種上萬行的史詩絕對沒有，因為那種詩需要豪邁的近乎狂熱的英雄氣概；而令人讚頌的宋詞，特別是婉約派，辭藻堆砌得那麼完美，其風格是溫柔敦厚，用唯美的角度來看簡直是完美無瑕，沒有棱角，沒有一點在現實生活裏衝撞而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緊張感和危機感，所以宋詞被人認定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精華之精華。
在中國曆史上，活得最瀟灑痛快的李白在失寵於權貴而不得誌時也隻是發一聲感歎“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哪有一種夢醒後奮起反抗的精神，像外國詩人拜倫、裴多菲在心身受到火山壓抑一樣的痛苦後近乎野蠻地玩掉性命？當然天下事非李白一人所能定。中國文人憂世憂民，這值得嘉許，但中國文人（特別是宋朝以後）的整體具有我們的先哲主張的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甚至隱逸不關世事的態度，即使其中的優秀分子在關鍵時刻也往往無能為力、無濟於事，像文天祥、於謙、史可法、夏完淳，他們隻能演一幕幕悲壯的慘劇。曆史是殘酷矛盾的，當中國的聖人、文人做著和平安逸的迷夢而痛罵過激分子的時候，中國的武夫卻常常舉起屠刀令他們心驚膽戰，遠的像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楚霸王坑殺平民、一炬焚燒鹹陽城；近的如張士城屠城戮民，北洋軍閥草菅人命。所以中國文人多的是軟弱無力的孱頭，他們主張熄滅狂熱，扼殺中國人身上僅有的一點朝氣，他們欺騙著中國年輕人波及到今天，中國的武夫卻用屠刀煽動著狂熱，他們“問心無愧”。
“十年文革”，中國年輕人的狂熱發展到頂峰。他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但真正的共產主義理想似乎總沒有降臨到當時貧瘠的土壤上。想必當年的紅衛兵大多數都還健在，他們偶爾憶及當年的輝煌和不能把持的狂熱勁，而世易時移伊人不在，將做何感想？再回到我們的年輕一代，說他們是失去信仰垮掉的一代，似乎並不公允，因為他們在崇拜著他們心目中的影星、歌星哩--而這種崇拜絲毫不亞於紅衛兵對毛主席的崇拜呢。但他們已經由對終極意義的價值追求到對一些漂亮衣著、靚麗麵孔甚至為叛逆常規而表現為奇形怪狀事物的追求。於是這種狂熱的崇拜必然表現為過度的自我膨脹後徹底地失去自我，最終什麼也得不到。看一看外國人，當貝多芬指揮演奏完他的《第九合唱交響曲》後，全場沸騰，人們對他報以四五次的熱烈鼓掌，這是人類為真正的藝術所達到的極度輝煌而獻出的忘乎所以的狂熱；而在中國還從未聽說過那種藝術的演奏盛況，像中國僅有的幾個傑出的交響樂作曲家如朱踐耳根本不會為大眾耳熟能詳。中國人的狂熱勁兒使在哪兒？似乎不是真正的藝術，也不是崇高的科學，而是在那些虛華無實一觸即破的光輝泡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