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波蘭，格魯瓊茲德國人還有一個小時就會來了，米羅斯瓦夫庫啐了一口，一邊用白手帕擦拭那把老成的托卡列夫，一邊考慮著接下來的行程。沒時間了，他想，他們的考古小組有五個人，兩個年輕的大學生，一名記者，裝束看上去相當老成，還有他的女兒——沙瓦娜，再加上他，一名大學教授，如今連這把手槍裏有幾發子彈都不曉得，看來是別想將貨給運出去了。他站起來，拍了拍原本坐著的大箱子，剛想開口說些什麼卻又停住了。他在這是長者，所有人都盼著他能帶來些希望。他用頭腦理了理思路，卻意外地卡住了：一把連自己都用不慣的手槍，五個一點戰鬥經驗都沒有的人，兩個決不能落入敵手箱子，裏麵有著他們一年的辛勞以及足以改變世界看法的成果，還有對於米羅斯瓦夫，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女兒。他女兒因他從事考古工作，卻沒想到第一次隨隊挖掘便有如此多的收獲，卻又不知大軍壓境，現在連國都回不了。他的手把手槍握得更緊了，“同，同誌們，”聲音緊張地發抖，這樣可不行，“同誌們，我們……我們被困住了，然而，這兩個箱子絕對不能落給德國佬，我們，我們得……”突然就在這時，他看到了記者看他剛剛坐在上麵的箱子的表情，那種貪婪猶豫以及一絲無奈的眼神，突然間就在他的大腦裏蹦出了一個點子，一個可以救出他們所有人包括他女兒的方法，一個可以將箱內之物完好帶走的方法，一個，一個他迫不及待想分享、想實施的計劃。“同誌們，聽好了，我……我們可以……”但沒人會知道他的想法了，就在這時，一枚加農炮擊中了他們所在的房子，《白色方案》開始了……
1948年冬在蘇聯的一間大學圖書館裏，管理員正麵臨著一件奇怪，不，堪稱奇異的事件。他這幾個月來致力於恢複並分檔歸類一些因二戰遺失、損壞的文獻資料，但有些文件確實實在是太離譜：一架精致六分儀在1938年被米羅斯瓦夫庫教授借走，十年過去依舊沒有歸還，但記錄上說他帶隊去了波蘭考察，因戰亂丟掉的設備也就不必追查了。但他的遺物卻是一樣不少，從牙刷到上課用的地球儀，甚至一張被詳細批閱的報紙，內容是國聯關於中國時間的調查，搞得他是在哭笑不得，總不能批塊地，搞個米羅斯瓦夫庫教授展覽室吧。但在記錄上，一直到1942年，教授的記錄一直是“在教”和“關於氮氣挖掘技術課題”兩個標簽，知道1943年春，記錄變為了“退休”，誰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他問過主任辦公室，但誰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而少有其印象的人也都說他那年去波蘭了，後來呢，好像沒回來吧？於是這就成一個難題了，“退休”說明沒死，那那些東西就不能算是所謂“遺物”，但既然沒從波蘭回來怎麼又是“在教”呢？二戰很複雜，這些事是常有的，他這樣繼續安慰自己，將這一箱子東西放在“隨意借取”那一欄，便開始看當日剛發下來的報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