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望東京5200
天氣越來越冷，初冬從日本海吹來的風也是很硬的，路邊樹木的葉子幾乎要落光了，人們也都穿上了厚衣服。崗本先生的新片已經開拍，作為製片人的崗本媽媽相當忙，但她還惦記著我，讓友子給我送來了羊毛圍巾和二件厚呢外套，但我還需要添幾件毛衣類的物品。這天輪到我休班，不必去餐館打工，所以放學後我就直奔車站，在燈火輝煌、琳琅滿目的地下商業街逛起來，不過主要還是專揀“大甩賣”“大減價”的地方去。在新宿車站的幾個入口處經常擺有流動的售貨攤床，出售積壓、減價衣物，這些衣物都是新的，隻不過款式有點過時或者尺碼不太全而已，比商埸裏的東西便宜多了。於是這些流動攤床便成了留學生的購物點，你聽吧，盡是講中國話的。
我走了幾個攤床，挑挑揀揀的拿不定主意，正猶豫間，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嗨，肖玲！”
我回頭一看，怔住了，簡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隨即驚喜地叫道：“於過江！是你嗎？”
“當然是我啦，如假包換！”他詼諧地笑著說。
於過江是我同級不同班的中學同學，下鄉插隊時分在一個生產大隊，同吃同住同勞動好幾年，可稱得上是“患難之交”。他比我幸運，1972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於過江的父母是省部級幹部，很快就官複原職了，於過江也上了大學。後來我也抽調回城當了工人，但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雖在一個城市，卻已有十幾年沒見麵了，隻聽同學說他在工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了。沒想到在這異國他鄉竟然相遇，我高興地拉住他的手直搖晃。
他笑著說：“這麼熱情呀？他鄉遇故知，人生一大樂事喲。”
我說：“是嗬，作夢也想不到能在這兒遇見老同學。你怎麼？是到國外講學來了嗎？”我打量著他不太整潔的衣著，有點沒把握的問。
他譏誚地冷笑：“什麼？講學？當學生來了，自費留學！”
“你也自費留學？攻讀博士學位？”
“什麼攻讀學位？讀語言學校，從‘嗬、依、嗚、哎、噢’開始學！”他看看手表：“唉！一言難盡。怎麼？你不打工嗎？這麼悠閑？”
我說：“不打工怎麼活？今天恰巧輪休有點空。你呢？”
他立刻罵了起來：“他媽的剛剛被日本鬼子炒了魷魚。正好領了5萬多工錢，我請你下館子、喝酒，咱們老同學好好敘敘舊。”
我勸道：“下什麼館子，掙那點兒錢容易嗎？你要是餓了，咱們去吃兩碗麵條吧。”
他用手扶扶眼鏡說：“要是吃麵條，還不如到我的住處去呢，很近，就在中野。”
我同意了。我們在中野站下了車，走過幾條窄窄的街道，周圍都是二、三層簡陋的木造小樓，是典型的平民住宅區。他領我走進一幢二層小樓，拉開一樓的一扇房門：“請進吧，這就是我的窩。”
四鋪席大的房間，被褥沒疊，亂糟糟地堆在屋當間，小於用腳把被褥踹到屋角，我才有地方坐下。小小的矮茶幾上擺著沒洗的玻璃杯和方便麵空碗，茶幾下麵還有幾雙沒洗的臭襪子和髒衣服。我說：“你也太懶了，被子不疊，髒衣服也不洗，房東不嫌你髒？日本人可是特別講衛生的。”
他滿不在乎地說：“當初我來的時候，房子中介人就對我說，以前的房客也是中國留學生，男的，因為太不講衛生被人攆走了。我一開始還挺注意的，後來漸漸地就沒心收拾了。反正我總是鎖著門，從不讓房東老太太進來，她也不知道幹淨不幹淨。”
我走出去，看看狹小的走廊裏有煤氣爐具，就說：“去買點兒肉菜來，我給你做一頓像樣的家鄉飯吃吧。”
他搔搔頭，為難地說：“我隻有幾個碗，什麼鍋呀盆呀都沒有，從來沒自己做過飯吃，早上中午除了麵包就是方便麵，晚上在打工的店裏吃。算了，你難得來一回，別麻煩了，我去買點兒現成的熟菜得了，這附近有好幾家中國餐館。”
他走後，我幫他把被子疊起來，又把臭襪子和髒衣服抱到衛生間，用洗衣粉泡上洗起來。
一個矮小瘦弱的白發老太太站在門口，問我：“你是於桑的戀人嗎？他可是頭一次領女人回來呀。”
我連忙解釋：“不，我是他妹妹，剛從中國來看他，一會兒就走的。請您多關照了。”
老太太“噢噢”地叨叨咕咕地走了。我將洗完的衣服晾在院子裏的柿子樹下，柿子結得又多又大，像一個個小燈籠掛在樹上，壓得樹枝都彎了。
小於買來了熱騰騰的肉包子和兩飯盒炒菜，還有兩瓶麒麟牌啤酒。我們在茶幾的兩邊相對坐下，他斟滿兩杯酒，舉起來：“來，為我們在異國相逢而幹杯！”然後一飲而盡。
我隻喝了一小口。他也不勸我，又為自己倒了一杯，感慨地說：“看見你替我洗衣服，我又想起插隊時的情景，你們女生也是經常幫我們男生洗衣服、拆被子——”
“你們男生也是經常幫我們女生幹活兒呀，鏟地、割地跟不上趟，你們就回來接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