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俗往往是人類文化生活的向導。隨著鬥蟋熱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詩文灼閃才華的明人袁宏道，於萬曆年間著有《促織誌》。此文分“論畜、論似、論體性、論色、論形、論病、名色、養法、治法、總論”等章節，對蟋事抽絲剝繭，言必有中，讀來文采鬱鬱，辭藻華贍。寫有《帝京景物略》等著作的崇禎七年進士劉侗，也撰有《促織誌》。文中分“產、捕、辨、材、鬥、名、留、俗、別”等段落，也將蟋事寫得如畫如真，妙趣橫生。自明至民國，有關蟋蟀的鑒譜、秘要之專著多達十餘部。其中民國時期李石孫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譜》，是自宋以降，文人學者與玩家歌詠、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愛因斯坦有言：“科學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銳性和清晰性。”
當我漫遊於自宋以來國人對蟋事研究的書林裏，不得不驚歎：即使最博學的昆蟲學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學家，也難以對小小蟋蟀做出那般纖毫無誤的鉤稽與考究。
在一般人看來，蟋蟀這個小精靈，雖然五顏六色，但不外青、紫、黃、黑、紅、白等，而經曆代玩家及愛好者的辨析，僅青色蟋蟀，古譜上就離析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葉青、竹葉青、蘆花青、生蝦青、熟蝦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鐵青等凡30餘種，而且每種青色均有歌訣描繪。即使對色彩尤為敏感的油畫家，見青之色竟有這多種，也會擊碎唾壺。
古譜中對紫、黃、黑、白、紅諸色，也複如斯。
在尋常人看來，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兩須、兩牙、兩尾、六爪，在形體上差異並不大。而曆代蟲家憑著那機敏銳利的目光和對大自然多種昆蟲的感知，卻將鬥蟋的形狀進行了細化加形象化，古譜記有“蝴蜂形、螻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棗核形、龜鶴形、土狗形、蝦脊形……”等近20形，且每種形態，亦有歌訣論之。如《論蚱蜢形》歌曰：“頭大肩尖腿腳長，秀釘模樣最難當（難以抵擋之意）。側生身分高而厚，鬥到秋深贏滿場。”
選蟲如選將。經曆代玩家之實踐，古譜上對蟋蟀的須、頭、額、眼、牙、項、背、翼、爪、腹、尾等每一個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說，就連人們用肉眼極難觀察到的比米粒還小的蟋蟀之鈴門（即肛門）及其排便情況，古譜上亦有準確的考釋：蟲糞細小且堅實，說明蟲之強壯；糞粗且酥軟，證明蟲之孱弱；如果鈴門紅若塗朱，是為難得的驍勇之將；倘若鈴門色成薑黃，則蟲已近垂暮之期；而鈴門發黑，則是罹病之兆……
曆代蟲家薪盡火傳，對小小蟋蟀的食、飲、住、行乃至生活隱私，也記述得細致入微。明本《重刊訂秋蟲譜》中，載有“促織三拗”，說的是蟋蟀有悖常規的三種行為：一是鬥蟋在交鬥時，勝者鳴叫而敗者無聲；二是雄、雌蟋交配時，雌蟋壓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後的雄蟋，鬥時情緒亢奮，變得更加勇猛……
辨別蟋之鳴聲，是選將拔帥的要訣之一。令人嗟訝稱歎的是，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靈敏得如同當今的聲譜儀，在一片蟋鳴中，他們竟能分得出：哪是獨處的蟋蟀怡然自得的“鳴叫聲”；哪是受擾蟋蟀向其同伴發出的急促的“警戒聲”；哪是相鬥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競鬥聲”；哪是尋歡的鬥蟋向雌蟋唱出的纏綿的“求愛聲”，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時哼出的亢奮的“做愛聲”……
國人對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謂卓矣，越矣，顯矣，著矣，精矣，絕矣。倘若自明以來的袁宏道、劉侗、李石孫輩再世，他們足可挾其著述，款款走進當今的高等學府，去客串講授--“動物界之節肢動物門之昆蟲綱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識，即使將他們聘為昆蟲學博導，也能名至實歸。
在蟋蟀文化中，還有一道奇異的風景線：曆年鬥蟋，每歲產生的蟲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編寫的《功蟲錄》。錄中，對每秋“殿試”中躍過龍門的“蟲狀元”、“蟲將軍”皆“誥封”賜名，並對蟲的形貌、體長、身重、顏色及所鬥場次及戰場表現，皆一一形象化地備述。述後，還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頌詩。
清《功蟲錄》載，寧陽有一小蟲獨占鼇頭後，即被“誥封”為“驍勇大蟲王青金翅”。對該蟲，錄中有無名氏頌詩四首，其三雲：
項闊頭圓體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儀。
諸雄膽破倉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這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現象，這是舊中國有閑階級和幫閑文人對小蟲“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間，每一種生命都有其獨具的自然法則。小小蟋蟀從羽化成蟲到死，僅有三幾個月的時光，故被稱為“百日蟲”。它們鑽土為穴，以五穀雜糧為主食，間啜其它昆蟲。蟋蟀是寬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懷中的小乖乖，上蒼給了它們最大的自由。然而，當它們被人們玩於股掌之上後，尤其從唐代開始被“召進”皇宮後，它們在失去自由的同時，也蟲分五等，身有九級。這小乖乖們被人為地拉開了“階級的差距”，生活的差別。
皇族鼎貴，為炫示富有和滿足人性中的虛榮心，對小蟲兒的吃住，進行了極為奢華的安排。金編銀鑄的小籠，瑪瑙雕成的蟲樓，碧玉鏤鐫的蟲室，無不小巧玲瓏，精美絕倫。這足令身棲草棚茅舍的農夫發出“人不如蟲，蟲比人貴”的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