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就《水滸傳》中的描寫來看，梁山好漢“劫富”是經常的，“濟貧”則難得一見。生辰綱是被劫掠者們瓜分了，沒見他們救助任何人。梁山泊的好漢們攻打下高唐州、華州、曾頭市這些富裕的城鎮，也沒見他們接濟民眾，盡管當地民眾巳經飽受了梁山好漢與防守者之間戰爭的苦難。隻有在打下祝家莊、青州、東平府之後稍有表現，不過大多也是補償性質的。因此，“劫富濟貧”永遠是遊民在反社會活動中尋求社會下層民眾普遍支持的一種手段，不會給一般老百姓帶來許多好處。
“不義之財”，這個“不義”到底由誰來確定？很明顯這是由劫掠者來定的。這樣就造成了他想劫掠誰，誰的財貨就屬於“不義”。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是劫掠者擴大了反社會活動的整體性，因為誰都有可能成為被害者。怎麼能說“取之何礙”呢？它妨礙到整個社會。
這種觀念不僅流行於秘密會社、非法團體，而且社會下層的一般民眾對此還能諒解。覺得“為富不仁”之徒被搶被劫’大快人心。這種意識如果在“人治”社會中流行，危害尚不明顯，因為那時本來就是多重標準的。假如在法治社會中仍持這種觀念，其實就是以犯罪對待犯罪了。
9.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
這段話是吳用邀請阮氏三兄弟參加劫取生辰綱時，阮小五對吳用說的讚美梁山好漢的話。這也表明了下層社會的人們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麵一點的話，加上前麵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這可能就是他們全部的精神與物質追求了。中國古代生產力低下，下層民眾的物質生活一直處於低水平狀態。吃飽飯的問題曆來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下層社會中的老老實實的普通人，但求一飽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傑”之士的要求就會高一些，食肉飲酒就是他們對生活最大的向往。戰國時期孟子談到他所鼓吹的“仁政”時，說在“仁政”條件下，“七十可以食肉矣”。“人生七十古來稀”，在那時的醫療條件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七十？人生苦短，仁政難期，勞動者能食肉的機會是少而又少的。至於更為困苦的遊民，衣食尚且不足，他們對溫飽的訴求就更為強烈。“成甕吃酒，大塊吃肉”，這對於不愁衣食的文人士大夫來說不僅平淡無奇，而且可鄙可嗤，因為他們追求的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然而，這卻能給那些輾轉於溝壑的遊民以強烈的刺激。如果聯想到“水滸”故事產生的背景一兩宋之交的時候’中原經濟受到戰亂的嚴重破壞’糧食奇缺’饑人相食’就更會感到奔走江湖的遊民的這種要求是很容易理解的。
這是從物質層麵來說，實際上“＇酒、肉”本身還有精神層麵的意義。“成甕”、“大塊”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質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規蹈矩的人們所敢問津的，它帶有尚武之風，帶有一股豪氣，或者說蠻氣，這正像鴻門宴上，樊噲在盾上切生彘肩而食一樣。
顯示出那些敢於與主流社會抗爭的人們的英雄氣概。這樣它的刺激不僅在於饑餓者的腸胃，而且也壯了那些畏葸退縮者的肝膽，鼓勵那些缺少衣食的遊民去挑戰現實秩序，武裝抗爭，實現自己的追求。
《水滸傳》的這股草莽氣特別富於浪漫色彩，數百年中被這種追求所鼓動的遊民和下層人士不知凡幾。對於這一點，清末的梁啟超有一段話說得很好：
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源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團者起，淪陷京國，啟招外戎，曰：惟小說之故。
這段話說的主要就是《水滸傳》。如果我們深人研究一下這些下層民眾組織的內部文獻’就可以發現他們從理想到組織、從觀念到語言幾乎都是借鑒《水滸傳》的。
10.仗義疏財與劫富濟貧
仗義疏財隻出現在前七十回，出現在遊民掙紮奮鬥的故事之中。儒家文化重義輕利的傳統對於財貨是主張有聚有散的’傳說禹父鯀，得知人們要反對自己，於是高築城池，保護財貨，而“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認為散財施惠，安撫四方，才能真正避免災難。人們把這樣做看作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