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對《水滸傳》有劫富濟貧的印象呢？從而認為這個概念出自“水滸”呢？我以為這與《水滸傳》屢屢講到仗義疏財，而且往往在仗義疏財之後會說到“扶危濟困”或“濟困扶危”有關。張順第一次見到宋江納頭便拜：“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疏財。”武鬆、石勇等好漢見到宋江時都在“仗義疏財”之後，加上“濟困扶危”。疏財是肯花錢，扶危是接濟貧困。這不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嗎？不過這是自願的，並非“劫”的結果，劫富濟貧與《水滸傳》沒有什麼關係。
11.話語的力量
《水滸傳》所貢獻的、又被後世廣泛應用的造反者的話語體係除了上麵羅列的好漢、義氣、聚義、江湖、上梁山、逼上梁山、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大碗吃酒，大塊吃肉、仗義疏財及其衍生的“劫富濟貧”，還包括“替天行道”、“招安”等，但這兩個詞巳經不是單純的話語問題，涉及的太多，須專文述之。這些詞彙，就單個來看，似乎沒有大逆不道之處’但它們組織結合在一起便構成了與主流社會抗爭的話語係統。這些不僅意在說明造反有理，而且也在告訴造反者應付統治者的技巧和策略。這些話語既是他們對抗主流社會時的心理支撐，也是他們應付社會現實生活的手段。這一點也被統治階級中的敏感者所發現，上麵所引的明末左懋第“題本”就說《水滸傳》一書：
以宋江為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士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做賊為無傷，而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為逆賊策算矣。
左懋第也看到這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造反者有了與官府朝廷對抗的手段與策略（明末統治者對此感受最為真切，張獻忠就是用忽而接受招安，忽而反叛捉弄來鎮壓的明朝軍隊）；另一方麵，“有強力而思不逞”的人們也被《水滸傳》解除了精神束縛，使他們意識到對於既定的社會秩序反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梁山好漢不是巳經這樣做了嗎？最後他們還都成為了官員），從而大膽地走上造反的道路。
晚清四大“中興名臣”之一胡林翼說“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其實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它還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會的人們對那些鋌而走險的抗爭者產生幾分理解。他們認識到這些造反者並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
明末鄭敷教的筆記中記載了他在黃河中遇盜的情況，群盜必欲殺之，但未得到首領的批準，終被釋放，他在筆記中感慨地寫道，“餘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這也是通過這一套話語係統實現的。強盜與被劫的一方有了共同的話語，就比較容易溝通了，不會因為誤解而付出不必要的成本了。
當然，主流社會對《水滸傳》這一套話語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有的接受程度比較深一些，如“好漢”“義氣”“江湖”等幾乎各個階層的人們都在用，甚至忘記了其原本意義；有的較淺，如“不義之財，取之何礙”、“論秤稱金銀，異樣穿衣服”等，這大體上是在綠林人士中流傳，其他如“聚義”、“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招安”等介於二者之間。
話語不僅形成物質力量，影響著此後的社會運動，實際上它也是一種思想人水滸傳的獨特話語表達的是敢於通過武裝力量爭取自己利益的遊民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應該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