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中在記載“司刺”這官職的功能時說他“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所謂“三宥”是對於“不識”（沒有辨別能力）、“過失”（疏忽大意）、“遺忘”這三種情況的犯罪，按照“三宥”原則實行寬大處理。所謂“三赦”是對於未成年人（幼弱）、七十以上老人（老耋）、智障人（蠢愚）的犯罪，按照“三赦”原則免除其罪。
這種製度性規定，隻是表明周代對於司法和執法的重視和慎重，少製造冤案，與後世皇帝的恩赦還不是一回事。但從這些規定也可見周朝為政注重寬恕的傾向。
君主對於犯罪人的恩赦也確實是起源於周代。《易經·解卦》中就有“君子以赦過宥罪”的象詞。說明當時巳經有了“赦過宥罪”的現象。《逸周書·寤儆》也有“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
的句子。周公告誡周王說：“作為君王要常常寬恕赦免罪人’關心百姓的幸福。”當然這不是周公一人的意見’它反映了周民族關愛生命、關注民命的傳統。
商周兩朝相接，商周兩個民族共存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商周有著截然不同的傳統，王國維總結了四條，“尊尊，親親，賢賢，男女有別”，其實更重要的一條王氏沒有說，就是對待生命的態度，商人重鬼神，漠視民命；周族重視人，關注生命。從現在考古發掘來看，殷人墓多有殉葬，從甲骨卜辭記載來看，有關人殉的有兩千多條，有一次人殉高達500人，這簡直就是一場大屠殺。
在安陽武官村北殷王陵考古發掘中，發現的祭祀場中人殉有1178具。而周族與此相反，不僅在《周禮》等經典記載中沒有用人殉的，就是考古發掘中也很少見到。不管曆史學家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個事實說明周人重視生命，不草菅人命。孔子是殷人，可是他繼承的是周文化，儒家的仁學是基於同類意識的覺醒和對生命的尊重，並由此引申出愛人、尊重人的主張。這都是對周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對罪犯赦免的意識和實踐，產生於周代並被後世儒家弘揚是不奇怪的。
儒家主張“以德治國”，因而孔子在治國上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不主張建立和維持秩序使用過多的暴力，最好是啟發人們的自覺意識。他不讚同法治，也與當時“法”的重點在於“罰”、在於“刑”有關。而且這個刑罰基本上又是身體刑’如五刑：墨（刺字塗墨）、劓（割鼻子）、刖（砍腳）、宮（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都是摧殘犯人肢體或取其性命的，極為殘忍。但刑罰又不可避免，而且巳經成為社會現實，甚至鬧得踴貴屨賤（踴是被處以刖刑的人穿的鞋子，屨是正常人的鞋子）。於是，儒家設想理想的堯舜時期，這些殘酷的身體刑都是象征性的“象刑”。此時的“五刑”“以蠓巾當墨（以頭巾蒙麵替代墨刑），以草纓當劓（在冠上加草帶以代劓刑），以菲履當刖（以穿草鞋替代刖刑），以艾鱢當宮（鱢，蔽膝。割去罪人之鱢以代替宮刑），布衣無領當大辟（以穿沒有領子的麻布衣服替代死刑）”。這段記載雖然來自被後人視為法家的慎到所撰的！慎子》，但其所反映的思想意識確是儒家的，因為這是儒家的不以暴力建立、維持、調整社會秩序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儒家特別是強調仁政、性善的一派（傳世的主要是思孟學派）力主和支持最高統治者建立製度性的恩赦。
2.為什麼要恩赦
（1)濟法律之窮
迄今為止，在曆史上實行過的管理和控製社會的諸多手段中還是以“法治”較為省力、較為公正，弊病也較少。然而這不是說“法治”沒有它的局限、盲點，甚至它的優長之處，有時也會產生弊害。例如古今法律雖然千差萬別，但如果它是良法，就有個共同點，那就是普適性原則，或說是法律的齊整劃一性，而且不論什麼人和在什麼情況下都用這一把尺子衡量，實現“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完全做到隻是幻想，但法治搞得越好，可以越趨近這一點）。然而生活現實是多種多樣的，法律再細，也細不過生活現實。這樣往往同樣的罪行由於犯罪主體不同、社會條件不同，對於社會的危害與其可惡的程度可能會有天壤之別。孔子反對鑄刑鼎，在儒家來看，是孔子看到了生活的複雜性，例如“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於小罪之間，或情有大惡”，“於大罪之間，或情有可恕”。犯的法一樣，其情節有輕重，有的很輕，如果動機極邪惡，也不可原諒；有的情節雖重，但無犯罪的主觀動機，也可原諒。沒鑄刑鼎，這些都可以由法官心裁，把成文法公布出去，法官裁量的自主權沒了。孔子反對法律公開化雖然有悖於曆史的進步，但他的擔心不是毫無道理。世間既有不少善於鑽法律空子的人；也會有被人誘人法律彀中憨直的人（林衝誤闖白虎節堂就是誘人犯罪）。按律執法，固然應該，但也應該承認這是法律的死角，必要時就應以赦宥以“濟法律之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