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采取了兩稅法，人丁力役，即唐代租庸調中的“庸”基本消失。農村上戶有些衙前職役之類的差役，經過王安石變法中的免役法，也用交錢替代，於是，國家一也就是各級衙門缺乏力使人員。廂軍逐漸蛻化為“役兵”，從事各種勞役，如鑄錢、開礦、製鹽、造橋修路，運輸兵糧，燒造陶器、瓷器，以及大量的修造、製造業，總之沒有廂軍不能幹的。廂軍也是招募來的，收人較禁軍少，又從事無止無休的勞役，這幾乎與平民沒有什麼差別。宋代軍人地位低，還要刺字，因此，廂軍這一軍種極無吸引力，其來源也便成了問題。這樣，配軍、刺配的犯人逐漸成為廂軍的後備力量，不斷地為其缺員作補充，“配”遂成為一種集軍方式。這一點過去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於是，一些邊遠的州軍和接納有流配犯人的州軍中的廂軍中，犯人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南宋陳傅良在任湖南桂陽軍知軍時，提到此城“牢城指揮”管士兵74人。陳對這些人一一調查，得知其中竊盜25人，強盜12人，劫盜8人，從北方來的流民1人。總共46人，占了一半還多。這是轉成廂軍了，還應該有一部分沒有轉，仍然保持著犯人身份，把這兩者加起來，比例更大。
配軍所從事的勞動幾乎是無償的，因此，當有勞役需求時，統治者往往優先想到他們。這就與“文革”中某單位如有苦活、髒活，沒人願意幹時，就會優先考慮到他們管轄下的“四類分子”和“牛鬼蛇神”一樣。宋神宗熙寧年間，岷州要設置“鑄錢監”。官員們預估這裏鑄錢，每年可得四十萬。而勞動力不是考慮花錢去雇，而是要“秦鳳、永興兩路配軍充工役，以五百人為額”，如果還“不足，即選鄰路”。當然這些配軍是不花錢的，因此在許多專“幹實事”的官員心目中，這種勞動力豈不是多多益善。因此，幾乎每個觸犯法律的人，判刑後，都不免要附加一個刺配的待遇。
《水滸傳》中的官司就反映了這一現實。
配軍麵上有刺字，為國家提供無償或少償的勞動，接受軍事化管理，在廂軍兵營中生活，幾乎與廂軍沒什麼差別。這樣不是提高了犯人的身份，而是大大拉低了軍人的地位。社會上的人們視軍人、士兵與犯罪分子沒什麼差別。《水滸傳》一開始，就寫高俅當了太尉第一次上班點卯就迫害教頭王進，怒斥他不來參拜，罵其為“賊配軍”。王進雖然出身是個使槍棒賣藥的，但並沒有被刺配過，憑什麼罵他“賊配軍”？因為軍人有相當一部分是配軍來的。
4.刑罰的執行
午時三刻，開刀問斬
《水滸傳》作為文學作品，也很細致地描寫了刑罰執行，展示了其細節，甚至可以補充曆史記載之不足。宋代最重的刑罰是淩遲，小說中寫到王婆曾受此刑，這在上文巳經談到。其次是斬首，小說中兩次寫到行刑的場麵：一是宋江、戴宗在江州，一是盧俊義在大名。前者寫得很細：
蔡九知府升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麵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卻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卻無緣便救他，隻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準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辰，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士兵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巳牌已後，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隻得把犯由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眾多節級牢子，雖是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卻沒做道理救得他。
眾人隻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褊紮起，又將肢水刷了頭發，綰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麵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麵麵廝覷，各做聲不得。宋江隻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隻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何止一二千人。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槍棒圍住。把宋江麵南背北，將戴宗麵北背南。兩個納坐下，隻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
宋代按照規定，節日是不能處決犯人的。有些重大的節日所謂“國家景命”是前七日後三日都不能行刑的。行刑要在熱鬧的街市，慶元條法事類》中明確規定，主持監斬的官員要親自問犯人“鄉貫、年甲、姓名來曆。別無不同，給酒食，聽親戚辭決，示以犯狀，不得別傷害”。這就是“驗明正身”，怕弄錯了（宋代確有弄錯了的案例），避免冤濫。還要宣讀“犯狀”，這就是小說中的“犯由牌”，江州還把寫在紙上的犯由牌貼在蘆席上以供觀看，大名府斬盧俊義時是由“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由牌。眾人齊和一聲”。
“犯由牌”大約是民間的叫法，元代！竇娥冤》雜劇中竇娥就有這樣的唱詞說毒藥“原來是你賽盧醫出賣張驢兒買，沒來由填做我犯由牌，到今日官去衙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