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Δ 何謂“學”？
既然我的書名是《論語正裁——與南懷瑾商榷》，此書在闡解《論語》時，便不多牽扯別人，主要是針對南懷瑾先生的《論語別裁》，甚至連孔學大權威朱熹，我也不多觸及。這樣做是為了把問題說得更集中一些。
望一切大學中文係的教授們見諒，我沒有去做一字字的訓詁工作。這些工作你們都做了，我站在你們的肩背上解《論語》，隻要是無大誤的地方，我是充分尊重你們做過的工作的。
“子曰”二字不用解了，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孔子說”。《論語》是一部語錄體的著作，記錄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重要言論，此處明白標示這一段話是孔子說的，下一段話則明白標示是“有子”說的，不必過分追蹤這些文字後麵的奧妙，也不要如南懷瑾先生說的那樣，去論證《論語》有沒有完整的篇章結構，那對孔子思想的研究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孔子學說的真諦到底是什麼？
對孔子第一段的語錄，一般的注釋家皆直譯為“學了，到時候便實習，不是很愉快嗎？”也有的譯為“做學問時不停地溫習，不是很愉快的事嗎？”這兩種譯義都可通原文，作為教授們的解釋，皆無可非議，因為他們是古漢語專家，而不是東方文化專家、哲學家。
作為東方文化專家、大師級的人物南懷瑾先生的解釋，我們便無法同意了，雖然他極力諷刺那些教授們，說他們是三家村的學究，而他自己的解釋卻更是勉強了。
南先生道：“‘學而時習之’，重點在時間的‘時’，見習的‘習’，首先要注意，孔子全部著作講過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麼叫學問。普通一般的說法，‘讀書是學問’，錯了，學問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學……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做好人，做好事，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論語別裁》10頁）
我們接著再往下看，南先生對“學問”二字的進一步解釋：“……孔子在下麵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
我們的國學大師便是如此解《論語》的？！依我看，這比南懷瑾先生自己不斷諷刺的那些三家村學究們、大學教授們的解釋，要糟糕一萬倍，如果現實人生真要如南先生說的這樣，那實在是太痛苦了。如果“人”這個生命體必須這樣去“學而時習之”，我寧願不做人，也不做這種學問。
南先生，孔子說的“觀過而知仁”，便是你這樣解釋的嗎？我看到了自己或別人的過錯，怎麼就會知是“仁”呢？我們為什麼能夠發現“過錯”？首先是由於頭腦中有一個“不錯”、“對”的標準。這個標準也不是“仁”，而是一定曆史時代的人的文化價值觀念，隻有再深挖一步，這種文化觀、價值觀為什麼會是如此？一直尋找到人與宇宙的關係，這才是“仁”的邊緣，還不是“仁”的本體，如果再追尋一下人為什麼有這種文化思維能力，這個能力是誰給的？這才算是觸到了“仁”的本體“明德”，識了“明德”，即“明明德”，這才是真正的“仁”，這便是生命體驗，孔子說的“學而時習之”正是指的此。
至於說到“不亦說乎？”南先生的解釋更是令我們瞠目結舌。
南先生舉例說，甲君勸乙君：“不可以呀，老兄！一定會出毛病。”乙君不聽，果然出事。結果呢？南先生說：
“你心裏當然很難過，最後證明下來，果然你說對了，你固然替他惋惜，對於自己認識的道理，也會更進一層得到會心的微笑——‘說’（悅）。”
這便是我們的通曉佛學，敢解《金剛經》、《楞嚴經》、《楞伽經》，被人稱之為維摩詰大士的南懷瑾先生，對《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解釋？！
南先生，你所謂的“自己認識的道理”，是個什麼玩意兒？是放之四海皆準，誰違犯誰必犯錯的某種原則、標準、條例嗎？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東西，需要每一個人都去遵守，這人類社會還是人類社會嗎？這些東西便是孔子要求的“學問”嗎？
南先生的矛盾太多了，我們不去一一辨析了。說到底，南先生所說的“學問”便是那些使人在生活中永不犯錯誤的準則、經驗、教訓之類。在他的這本《論語別裁》中，南先生又在販賣他在《金剛經說什麼？》一書中反複兜售的“善護念”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與南懷瑾商榷——〈金剛經〉到底說什麼？》一書中，早已做了詳盡的批駁，這裏不多浪費讀者的時間。
說實在話，一般懂一點佛學常識的人都明白，佛學無學問，就是令眾生安心，令眾生解黏去縛，但作為佛學家的南懷瑾先生的所有著作都是給眾生縛上加縛，黏上加黏。這和東方文化實在是差之千裏。
理解孔子這段語錄的關鍵是一個“學”字。這個“學”字，不是教授們所謂的“學知識”的學，的確如南先生所說，孔子是不主張人們都成為“書呆子”的，“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但是，也不是南先生所說的學道德修養的“學”。孔子也不希望人類全成謹小慎微的“謙謙君子”。
孔子說的“學”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學而時習之”，才能令一切人都感到“不亦說乎？”這的確是牽扯到孔子的整個思想體係的大問題，也是牽扯到東方文化的基本特點的大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奢談東方文化，奢談《論語》，奢談孔子，隻能是隔靴搔癢。
宋儒對東方文化談不上有什麼貢獻，但二程強調《禮記》中的《大學》是研究儒學的綱領性文獻，應該說是十分有見地的。朱熹對《大學》的解釋，太過武斷，是人們共知的事，但《大學》本身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減弱。
《大學》開篇第一句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孔子在這裏所謂的“學”，隻能是指的“明明德”的“大學”，否則不需要沒完沒了的“時習之”，更不可能因為這種“時習之”而“不亦說乎？”
本來這個問題在曾子、子思、孟子、荀子那裏，在老莊那裏，在後來的南禪那裏，都是無需詳加論證的。正如我們曾引唐末的龐蘊問石頭的公案，“不與萬物為侶者是什麼？”龐蘊就是在“明”、“明德”上做學問的。不與萬物為侶者，就是生命的“明德”。
對於中國的古人，對於東方文化，他們所謂的學問，就隻是對“明明德”而言，這也即是道家所謂的見“道”，佛家所謂的“明心見性”。
但“見道”、“明明德”、“明心見性”，並不是最後的目的，最後的目的仍然是“用”。佛道兩家講“無為法”，無用之用，自有其深刻性。儒家則講現實之用，提出了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個具體領域的運用，這在中國的古代應是合理的，因為一個小康溫飽的農業封建帝國，真正的大用，主要隻是在這四個領域。學別的全是技巧性的東西，很難直搗生命本體。孔子沒有明確提出生產業也是大用，不等於他沒有講。《中庸》中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見道”、“明明德”不是抽象的理論探討。“道”、“明德”遍於一切處，無處不在，處處在，幹什麼都可以體會到“生命”的真實存在，當然最好還是在處理大事件中更易“明道”。
後世人不了解孔子的這種曆史精神，進而把孔子所說的變成教條，把“學稼”、“學圃”真的當成了小道，不知從“稼”、“圃”中去“明明德”、“見道”。這就怪不得孔子了。
正如我們上麵反複講到的，東方文化三大家的學說是個早產兒，它的扭曲與夭折，是勢所必然的事。後世人誤解了孔學，但曆史不會誤解孔學，這就需要西方人在物質生產上突飛猛進之後，在麻木的中國人身後猛擊一掌，讓中國人補上稼穡治生這一課。這個課補了一二百年，中國人終於從中嚐到了甜頭，這本是大好事。誰知人們又陷入另一個陷阱，隻顧眼前的實利、實用，“學問”又被局限在“數理化”等等的知識牢籠中了。
這樣，東方古文化，儒學的明明德的“大學”，便與我們隔膜了。於是教授先生們便把“學而時習之”的“學”解為當代學知識學本領的“學”，這種“學”，枯燥無比，不是任何“時習之”，便可以“不亦樂乎”的，學好了樂，不會了難，學不懂苦，記不住苦。對於學生，為學知識而“時習之”，多半是枯燥的重複，何樂之有？
當然也不是南先生所說的，“學”便可以“做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事實上這是辦不到的。對於“學道”的人來講，辦事的對錯與否，成功與否，自己為人的是是非非，都不是第一位的事。用佛學的話講，都屬於“第二義”。第一位的事是，通過個人行為的美醜善惡真假對錯，體驗蘊藏在人的行為背後的生命的運動，那東西太“妙”了，太美了，人永遠在自己的生命行為中欣賞著“它”的存在，才能真正通曉“自己”是誰，自己是如何“在”的。
東方文化主張的便是永恒的“審美人生”，連“死亡”也是一種美，起碼是一種悲劇美。
這樣的“學而時習之”，怎麼能不是“不亦說乎”呢？
隻有這種“學”，才會令人們樂於“時習之”，誰又不願時時生活在審美人生之中呢？